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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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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鹿鼎记》刚在报上刊载的时候，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金庸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与其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1]但是这个“故意的”行为，是否如作者在后记中接下来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呢？我以为，理解金庸何以要作《鹿鼎记》是理解这部作品题旨的关键。

　　《鹿鼎记》的故事脉络是延续金庸早期著作《碧血剑》而来。在武侠小说创作界，例有为自己作品作续篇的传统。金庸自己就有《射雕》三步曲的宏制。但是《射雕》三步曲中《倚天屠龙记》已自矫矫不群，更多的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从《天龙八部》一著开始，金庸更是进入了“自为”地创作的阶段。在写作《鹿鼎记》的时候，金庸已经成功地塑造了“无为无不为”的侠客令狐冲，从而达到20世纪人类认识自己(人类的个体)的最高境界。金庸自己也表示，在他笔下所有人物形象当中，他最愿意做令狐冲。金庸小说主要承继西方19世纪主流文学的传统。古典西方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自己。既然《笑傲江湖》已经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金庸有什么必要去尝试“新的创造”？不错，《碧血剑》是金庸最不满意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2]一语间接地得出结论。但《鹿鼎记》既非《碧血剑》的续集，只是基于时间的设定，《碧血剑》中的一些人物：九难、何惕守、归辛树等又在《鹿鼎记》里出场罢了。作者决不至于因为早期的一部很不满意的作品而特为写一部新作。如果作者存此心愿，自当写一部《碧血剑外传》(如《飞狐外传》之于《雪山飞狐》)，却不是另起炉灶创作可谓惊世骇俗的《鹿鼎记》。金庸明知《鹿鼎记》将会因其与从前的小说截然不同而可能剥夺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却依然要执行其写作计划，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基于完全不同的创作理念。即金庸自己所说的：“《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它被创作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个体，而是为了认识人类的群体，亦即社会。

　　《鹿鼎记》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论断，即诗是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偶然性，而诗却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规律的规律来描写的。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人性”[3]，他认为小说不但可以描写政治、描写历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中国传统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在“说故事”，不但描写人性的作品罕有其睹，即使是描写世态人情之作亦非夥颐，仅得《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而已。近百年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已为世所公认，尽管时有不同的声音，也尽都被压制了。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介入历史，能够深刻描写社会，便会很自觉地把《红楼梦》当作他创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标。《鹿鼎记》第50回有一段话：“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忽然提及曹寅，不为无因。不仅如此，为了说明“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记》后记当中列举了哈姆莱特、罗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么多的文学形象中，单单以贾宝玉作为与韦小宝相比较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金庸要把韦小宝当作贾宝玉的对立面来写。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考察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意旨，其间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

　　学界围绕《红楼梦》的题旨聚讼多年。正像罗忼烈教授所说的：“封建时代，人们认为《四书》、《五经》比任何典籍都高出几百倍，所以把其他的书束之高阁，唯此是务。现在《红楼梦》取代了《四书》、《五经》，红学专家取代了经师，他们的著述比《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只多不少。”[4]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这两派研究的方式都不是文学的研究方式。尽管考证派标榜自己比索隐派更加科学，不去解“笨谜”，然而，不是从艺术直觉出发而是从别的“非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文学的问题，考证派同索隐派之间并无根本分野。大抵来说，考证派走的是史学的道路，索隐派热衷于凭空假设体系，可以说是哲学的道路。真正以文学研究方法理解《红楼梦》的第一部著作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当中，王国维凭借他天才的艺术敏感，领略到《红楼梦》文本下隐藏的深刻悲凉。他认为，《红楼梦》是宇宙间一大悲剧，是与《浮士德》交映生辉的悲剧双璧。由于当时文艺美学的术语尚未完成建构，王国维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始没有可以商榷之处，因为依照严格的术语体系，悲剧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红楼梦》是不能够被称作悲剧的。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是自王国维以来这一类研究方式的集大成著作。这种感发式的研究方式比较容易触及作品的审美内核，缺点是先验的成分太多，如果过分相信既定的理论框架——比如王国维之于叔本华，李劼之于尼采、斯宾诺沙，就容易陷入“六经注我”的境遇当中。因此，光是有艺术直觉是不够的，研究者只有从作品的内在矛盾出发，寻找出作品的隐藏症候，才能最终理解作品的题旨。

　　或许是因为学科分类太过专门化的缘故，长期以来，以抒情文体研究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没有能够引入到小说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的畛域当中。而小说理论恰恰不太适于《红楼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人们的习惯说法，其实即使是明清之际，《红楼梦》也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一般的明清小说为着叙事，而《红楼梦》的目的却是在抒情；一般的小说是在描写，而《红楼梦》却是在刻画。没有比《红楼梦》更加琐碎的描摹，——《镜花缘》琐碎到不像文学而近于教科书，《红楼梦》的琐碎只有在汉大赋当中才能够见到。《红楼梦》的琐碎不是体现在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或行为描写的过程中，而是体现在作者对于纤弱、绮丽的美的描摹上。根源于这种审美旨趣而架设的大观园是《红楼梦》艺术世界中的一方净土，作者对于它描摹得不遗余力。不仅如此，凡是一切纤弱、绮丽的意象都是作者要花大力气着墨之所在。没有一种叙事文体会像《红楼梦》那样注重意象的问题，意象是为抒情而服务的，《红楼梦》的抒情姑无论其是否“善”或“美”，至少是真挚而且深沉的。一般的明清小说其本质是话本，而《红楼梦》的本质却是诗。在表达方式上，《红楼梦》尤其偏爱诗词创作中惯用的“赋”的形式。而我们知道，“赋”作为主流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两个时期曾经出现。文治武功最称鼎盛的西汉是中国人所经历的第一个现实的盛世，汉大赋的适时出现充分折射出汉代社会自豪、积极的进取精神。明清之际以吴伟业首倡，影响中国文坛垂三百年之久的梅村体歌行又一次把“赋”当作其主流话语方式。在经历了晚明的金粉浮华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更亲历“亡天下”(顾炎武语)之惨，剩下的只有对于往昔的无限追怀和对末世的病态依恋。《红楼梦》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红楼梦》就是小说化了的梅村体。《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今天的人们或许会依据当代的眼光，指出《红楼梦》所具有的男女平权的意识，而此一点初与作者原意无涉。作者对于晚明的文化气脉抱有相当程度的同情，而晚明的文化气脉基本上是纤弱的、秾艳的、甚至是颓唐的。一部《红楼梦》，充斥着对于末世浮华的病态依恋。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为了实现自身文化的独立，标出一个“情”字来对抗儒教的“理”。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情”之一物同“肉欲”又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思潮的流亚就是明末书坊间大量生产出来的性爱小说以及以“水磨腔”为表征的昆曲。依照《礼记·乐记》的标准，昆曲是很典型的“淫声”。所以说晚明气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淫”。[5]《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此段明为《红楼梦》一书题旨所在。明清之际多有标榜情欲的小说或拟话本，它们能够被创作、被流播，其根本原因当在迫切需要文化上独立的市民阶层对于传统礼教的自发反抗。《红楼梦》则把这种反抗上升到了终极理想的层面。换言之，《红楼梦》的作者以士大夫的面目把市民阶层的自发的文化革命推进到了自为的阶段。《红楼梦》是一部排满的小说，但是作者的排满意识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尽管具有个性解放的萌芽，但其主要特征是颓靡的、放纵的。清代前期的文化则还不曾被腐朽的汉文化所完全侵蚀，仍然具有刚健的、积极的世俗精神。这种文化气脉是自北向南而渐的。《红楼梦》作者家族久处江南，作者仍及亲炙晚明文化，当他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北方的新文化的时候，他的文化失落感是无比强烈的。作者借写荣、宁二府的衰败，表达他对于旧文化衰亡的不尽哀惋。如果说南明时代的《燕子笺》是所谓的“亡国之音”，那么《红楼梦》就是“亡天下”之音。自《红楼梦》以后，明代的文化气脉彻底消歇。

　　“遗老遗少，无时无之。”[6]《红楼梦》就是一个文化遗少在顾影自怜的时候的呓语。我们尊重这些人的文化选择，同情他们的际遇，但是，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只有那种“圣之时者”的作品才具有恒久的价值。而《鹿鼎记》就是这样的一部鸿篇巨著。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也带来了北方民族刚劲、质朴的文化。《红楼梦》是一部“骸骨迷恋”的作品，它的文化精神是阴柔的、女性的、颓靡的、自恋的。《鹿鼎记》却崇尚一种阳刚的、尚武的、上升的、江湖的精神。《红楼梦》对于后一种精神极端排斥，像薛蟠这样的人遭到无情的嘲弄。[7]然而在《鹿鼎记》当中，我们却看到隐藏在“浊臭的男人”——包括天地会群雄和满口“他奶奶的”的御前侍卫们——身上的强健的生命力。《红楼梦》已经虚弱到退守一隅，依靠大观园的自我封闭来固守即将飘逝的旧文化，《鹿鼎记》中韦小宝出生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扬州，出于对尚武精神的追求，毅然跟随茅十八北上，并且在以后的生涯之中北至罗刹国，南至昆明，以饱满的生命力迎接江湖的洗礼。《红楼梦》的作者欣赏所谓的“雅趣”，而《鹿鼎记》则将之解构为酸秀才的吊书袋：

　　查伊璜一挥而就，交给顾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吗？”顾炎武接过，吕留良就着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极，好极。”吕留良笑道：“这句‘岂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称吴国，竟应三百年后我叔侄之姓氏’，将这个‘吴’字可扣得极死，再也推搪不了。”

　　顾炎武笑道：“这两句‘欲斩白蛇而赋大风，愿吾侄纳圯下之履；思奋濠上而都应天，期吾侄取诚意之爵。’那是从六奇兄这句‘欲图中平、开平之伟业，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之中化出来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样葫芦，邯郸学步。”天地会群雄面面相觑，不知他三人说些甚么，只道是甚么帮会暗语，江湖切口。

　　再看韦小宝：

　　韦小宝心中虽对顾炎武颇为敬重，但这三位名士说话咬文嚼字，每句话都有典故，要听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们多谈得一会，便觉周身不自在，听说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们三位老先生赌钱是一定不喜欢的，见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吓得魂不附体。我若是骂一句‘他妈的’，你们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还是快快的请罢。”

　　更思忖道：

　　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个个也都是读书人，偏是那么有趣。江苏省那些大官，好比马抚台、慕藩台，可也比顾先生、查先生他们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吴之荣这狗头也胜于这三位老先生了。[8]

　　《红楼梦》当中林黛玉为《牡丹亭》的感动是那样的纤弱和不健康，充满自恋的情结：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9]

　　林黛玉不过是念了《四书》，[10]就沾惹了酸腐文人的怪习气，她的这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脾气其实正是晚明孱弱文人的通病。而崇敬尚武精神的韦小宝则只爱看“打得结棍”的武戏。台上演“游园惊梦”，两上旦角啊啊的唱个不休，韦小宝听得不知所云，也就很不耐烦。对与《牡丹亭》同处在一个系统之下的《思凡》，韦小宝也是毫无兴趣。[11]二著文化气脉之迥异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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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鹿鼎记》后记
　　[2]《碧血剑》后记
　　[3]《笑傲江湖》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4]罗忼烈1979年8月3日致王季思函，见《玉轮轩曲论新编》8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5]关于昆曲的“淫”的问题，余另有《从昆曲到皮黄》一文申论之。
　　[6]《兼于阁诗话》“杨云史”条，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7]第28回
　　[8]第40回
　　[9]第23回
　　[10]第3回：“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
　　[11]第10回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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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红楼梦》，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而《鹿鼎记》则明确告诉世人，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胜利者。从身份上说，贾宝玉生于钟鼎簪缨的贵族之家，衔玉而诞，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有；韦小宝则出身市井，生身之母韦春花是色相已衰的妓女，古语云笑贫不笑娼，韦春花则是一个贫娼，少年韦小宝无疑地处在社会最底层。二人结局更大大不同，他们都是对自己原有阶级进行了颠覆。其实从资质上说，两个人是很相像的，都聪明而不肯用功。贾宝玉固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韦小宝之顽劣不学则尤远过之。韦小宝做得到的，贾宝玉断断乎做不到，贾宝玉所拥有的批判性态度，韦小宝也永远都不会有。对于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贾宝玉先是避世，终于弃世；韦小宝则采取的是一种间世的态度：既不是像传统士人如书中顾炎武等人那样积极入世，也不曾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消极出世，而是左驾权力，右骖金钱，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当中，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他们天性相似而后天不同，始终有若参商，实因此二人在现实中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之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对人的社会生存和生物生存的压制。这种压制是为了保证人类全体的进步。人的各种基本的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本能所追求的满足，永远是文化所不能给予的。因此，本能因其破坏性力量而必将受到文明的严酷压制。人类逐渐地认识到，追求直接却不稳定的满足未若追求延迟但是可靠的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无论是人类的幼年期还是一些个人的幼年期，都曾有过快乐的阶段。这种心理机制的最终不得不转变实是一巨大创伤。因此，当人类需要向沉淀的记忆搜寻从前的快乐光景时，必定会为失去的乐园而黯然神伤。贾宝玉是一个不肯完成心理机制转变的典型。他坚持快乐原则，仗着家族的余荫，他能够拒绝面对现实。他在宁国府上房内间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1]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实因男子多循现实原则生活。《红楼梦》之源，不是上溯到有史记载的年月，而是溯自鸿蒙初开，文化还未开始压制人类的“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即表明曹雪芹也是对最初的乐园永远企望。

　　但是贾宝玉所希冀的理想的女儿国其实是建立在一种相当无耻的心态之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不但妙玉“欲洁何曾洁”，就是大观园中的水，“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2]对于权力话语，《红楼梦》没有任何能力加以消解，只能在大观园这个自我闭塞的世界当中自欺欺人的过活。尽管贾宝玉宣称自己是如何的看重女子，而这种看重实根源于他彻底的自恋癖。见到一个与他根本无缘的唱戏的女子，他的泛爱主义就又抬头了，此所谓“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也。[3]更为过分的是，他见了袭人的两姨妹子，就念念不忘：

　　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在他，这种想法当然是很诗意的，袭人却早觑破他孱弱的灵魂，用冷笑来回敬他的无聊：

　　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4]

　　贾宝玉认为男人都是浊臭逼人，唯独他自己是个例外。然而他又不能带给女性以任何的保障，所以他只是看重而不是尊重女性，他的一切两性行为都是任性的，而不是自由的。无论他怎样的宣称自己如何重女轻男，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女人不过是他的奴才。他追求的是在女儿国当中绝对权力的放纵，不论他实施权力的方式是否温柔，权力就是权力。相对于贾宝玉，韦小宝更具有平等的意识。韦小宝的妻妾们无疑也比大观园中供贾宝玉泄欲的女子们要快乐得多，幸福得多。正是由于韦小宝，方怡才不致终身埋没，苏荃也重新过上性生活，阿珂和建宁也不至于遭受罪臣之妇的侮辱。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继《会真记》以后最重要的阴谋文学。曹雪芹也许不像元稹那样伪道学，然而他却能对“无行”加以诗意的赞美，这无论如何足以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两百多年以来，曹雪芹欺骗了多少的“红学家”！只有周汝昌才真正领会到了《红楼梦》的精髓。他知道，《红楼梦》的本质不是尊重女性，而是为玩弄女性提供诗意的合理性。所以，当他有机会意淫一位女诗人的时候，就恬以贾宝玉自命，写道：“曾是红楼梦里人，偶来重阅物华新。精魂每验前生印，俊语时翻古句新。称才女，赞佳文，江湖闺阁气纷纭。须眉浊物怜吾辈，那识通灵一性真！”不仅如此，他还在附注里面说：“公元1996年，廿四岁之尽心女士，如何能体会、深化、创造中华汉文韵语的情怀境界一至于此？良不可解。最好的解释是她带来了三生的经历与造诣。除此以外，我都不信是真理。”[5]肉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不愧是《红楼梦》的精神信仰者。

　　贾宝玉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是因为得到贾母元春的庇护。人类的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转为现实原则是被强迫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父亲一手执行的。贾宝玉最怕的是贾政。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贾宝玉尚能按照快乐原则在大观园中生活，因为有贾母元春的庇护。毕竟父亲只有一个，他的权力也就有限得很。韦小宝的母亲是妓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小畜生，小乌龟’的骂不停口。”[6]他“在妓院中吃饭，向来只是坐在厨房门槛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来的鸡鸭鱼肉。菜肴虽是不少，却从来不会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7]韦春花的特殊身份为韦小宝引进的是泛父。所有的人都能够行使父亲的职能，以致韦小宝尚未来得及品味本能被压制的创伤就完成了由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在保存自己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不学而能。在韦小宝摆脱了泛父阴影后未久，他即获得了代父陈近南。[8]这个代父并没有时间管束他，但带给韦小宝心理上的压力还是够瞧的：

　　在这位英气逼人的总舵主面前，韦上宝只觉说谎十分辛苦，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这种情形那可是从所未有，当下便将如何毒瞎海老公，如何杀死小桂子，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监等情形说了。[9]

　　在父权的阴影之下，韦小宝学会坚持现实原则，故此方能一次次地履险如夷。

    贾宝玉是一个虚弱的贵族——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他已经虚弱到只剩下顾影自怜，而韦小宝则是强健的平民。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为的是表达他对于行将灭亡的贵族的不绝哀歌。金庸则意图告诉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韦小宝那样遵循现实原则的人才会获得煊赫的成功。《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充满了无耻的自恋情结，而隐藏在《鹿鼎记》背后的则是历史的睿智。《鹿鼎记》是一部反《红楼梦》，它的基本精神是男性的、爱仁的，表达了金庸对于人类全体的历程和现状的悲悯。《鹿鼎记》不是对《红楼梦》的续貂，而是完全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金庸以其不世出之才绘制了《鹿鼎记》这样一幅宏大的历史图卷，也通过塑造韦小宝这个前无古人的文学形象，在中国第一次廓清了人们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想像。在西方，歌德早就指出，“抱怨卑贱的目的毫无用处，因为无论人们说什么，都是它们支配了整个世界。”而在中国，一直到了《鹿鼎记》出版，才终于由金庸高屋建瓴地指明历史的本质。《鹿鼎记》中反映的历史，便是人类文明社会永恒的历史。很多读者无法理解，一位多年在作品中鼓吹贵族精神、悲剧意识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的作家，何以要创作《鹿鼎记》这部描述卑贱和平庸的成功的小说，我以为，金庸意在表明的是，道无术不行，贵族阶级只有学习韦小宝的手段，才能获得他们早该拥有的利益，而贾宝玉式的幽闺自怜，只会让这个阶级更加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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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第5回
[2]第23回
[3]第30回
[4]第19回
[5]1999年1月7日《北京晚报》c第21版
[6]第5回
[7]第2回
[8]第44回：“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9]第8回

　

[[i]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10-5-3 21:40 编辑 [/i]]

美狄亚——论康敏的悲剧意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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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陈世襄先生曾经用八个字概括《天龙八部》的题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他并且认为，《天龙八部》不可“看油了”，实是一部具悲天悯人胸怀之大著作。[1]的确，《天龙八部》是一部堂庑极深的作品，它以北宋哲宗年间辽、宋、西夏、吐蕃、大理五国势力消长为背景，并糅以逍遥派三代的恩怨纠结和风流王爷段正淳的感情孽债，写出了在复杂历史环境下江湖人物的群像。然而《天龙八部》并非是一部历史小说(如《鹿鼎记》)，也不是一部政治小说(如《笑傲江湖》)，它是金庸小说中对人性刻画最深的独具形而上学意味的一部作品。作者意图表述的，是每一个不由自己选择步入江湖的个人，如何因自己的性格创造自己的结局的故事。

　　萧峰是《天龙八部》第一主人公，也是一位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他的母本形象是宙斯之子赫剌克勒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定赫剌克勒斯的形象是否曾由悲剧家搬上过酒神节的舞台，但是从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来看，萧峰就是古中国的赫剌克勒斯。

　　赫剌克勒斯是天神宙斯与他的情人、提任斯的国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阿尔克墨涅的孩子，他一出生，宙斯便预言他将来有着光荣的前途。这遭受到赫拉的嫉妒。为了逃避赫拉的毒手，阿尔克墨涅将初生的赫剌克勒斯弃之荒野。因为一种神奇的机会，他在荒野上为雅典娜和赫拉所发现，雅典娜劝她的同伴用其神圣的乳汁哺育他，他贪婪地吸食乳汁，以至于咬痛了赫拉，所以她粗暴地把它放回地上。雅典娜将这个婴儿抱了起来，带到附近的城里，请王后阿尔克墨涅代为抚养。他得到了义父安菲特律翁的真心怜爱和辛勤养育，安菲特律翁到各地为他聘请伟大的人物，教给他各种技能。

　　这是一个与萧峰的出身在结构上极为相似的故事。萧峰的母亲为中原武林人物的领袖所杀，父亲也跳下了万丈悬崖，萧峰自幼即为少林寺方丈玄慈托乔三槐抚养，而玄慈又安排了玄苦、汪剑通先后为之授业。赫剌克勒斯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他惊人的勇力，赤手杀死了赫拉安排来的两条毒蛇。他在总角之年，因不耐苛刻的教师利诺斯的责打，随手拿起一把竖琴，摔在他先生的脑袋上，利诺斯立刻死了。而萧峰长到七岁时，竟也独力在黑夜中来回数十里路，杀死了辱打他义母的邓大夫。[2]赫剌克勒斯为了获取神的地位，必须做密刻奈国王欧律斯透斯交代的十二件工作。汪剑通立萧峰为丐帮帮主，试他三大难题，并要他立下七大功劳，直到泰山大会，萧峰连创丐帮强敌九人，使丐帮威震天下，那时他更无犹豫的余地，方立萧峰为丐帮帮主。[3]

　　不但在英雄的上升阶段，萧峰的经历存在着与赫剌克勒斯的对应，造成他们沉沦的原因也是毫无二致的。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因对赫剌克勒斯之妻伊阿尼拉不端，被赫剌克勒斯射死。临死前它欺骗伊阿尼拉说，收集它伤口里流下来的血，可以制成魔药来约束女人的丈夫。伊阿尼拉就把这药涂在赫剌克勒斯的紧身衣上，这使得赫剌克勒斯脱离了凡间，而善妒的女人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龙八部》中穆贵妃欺骗阿紫，说自己拥有天宁寺老和尚的圣水，男人喝了，就会对圣水的进奉者──女人死心塌地。靠了涅索斯的方法，耶律洪基、穆贵妃终使萧峰束手就擒。

　　阿紫认为萧峰平生最勇敢的一战是聚贤庄之役。[4]这一场恶斗，萧峰死里逃生后反思说：“乔峰以有用之身，为此无益之事，原是不当。只是一时气愤难当，蛮劲发作，便没细想后果。”[5]这种“蛮劲发作”，正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最本质的东西：悲剧英雄因为其生命的光辉走向毁灭。那日“乔峰杀人之后，更是出手如狂，单刀飞舞，右手忽拳忽掌，左手钢刀横砍直劈，威势直不可当，但见白墙上点点滴滴的溅满了鲜血，大厅中倒下了不少尸骸，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膛破肢断。这时他已顾不得对丐帮旧人留情，更无余暇分辨对手面目，红了眼睛，逢人便杀。奚长老竟也死于他的刀下。”[6]而赫剌克勒斯因赫拉的神力，忧闷的情绪变成野性的疯狂。他在疯狂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们当作巨人射杀。我们正可以把萧峰在聚贤庄的一战看作是“赫剌克勒斯的疯狂”。这种疯狂发展到了极致，便是因误信段正淳是自己的杀父、杀母的仇人，亲手打死心上人阿朱。

　　金庸对赫拉克勒斯故事的结构有着相当程度的借鉴，但为了实现作品的悲剧意义，金庸还从埃斯库罗斯那里获取了故事原型。萧峰最后自戕于雁门关下，他的自我毁灭带来了崇高之美，从而最终完成了悲剧英雄的自我实现。这是一个普罗米修斯母题的中国演绎。

　　黑格尔说：“在悲剧里，个人通过自己的真诚愿望和性格的片面性来毁灭自己。”当然，如果这种毁灭不能带来崇高，也还不是悲剧。萧峰与阿朱之间的故事并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英雄在走向最终毁灭前所承受的苦难。人生本如炼狱，痛苦是生命的唯一肯定的状态。庸众面对真实的无处不在的痛苦，只会去自我麻木，把平庸的生活宣称为幸福；而悲剧英雄却在对于苦难的承受当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生命力的光辉。萧峰和阿朱之间的故事是惨剧而非悲剧[7]，但如果没有这个惨剧，就没有悲剧英雄对其悲剧命运的最终完成。这个惨剧同样是个人的真诚愿望与片面性格所带来的毁灭。在《神雕侠侣》的后记当中，金庸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8]这段文字写于1976的5月，可谓金庸二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这个思想，也正是指导他的创作的一以贯之的“道”。而最为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思想的，不是《神雕侠侣》，而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意图言说的，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命题，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其预定性，而相对于冥冥中无处不在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物结局的是人内心的某些东西，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贪嗔痴”三毒，书中人物，概莫能外。陈世襄先生的评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

二、康敏是一个坏女人吗？

　　然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总是建立在善恶评价的体系上。尽管大多数读者会因为萧峰而感动，[9]但却只有极少数的读者能够领会隐藏在作品深层的悲悯，只有极少数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隐具基督担荷世界罪恶之意”的金庸。大多数读者由于先入为主的善恶之念，仅仅停留在浅层接受的层次。他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因为出于对“正面人物”的同情和出于对“反面人物”的憎恶，除了性格中固有的正义感获得进一步升华，对作品真正的意图毫无把握。他们很自然地把憎恶的目光投向了在萧段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康敏，从而忽视了个人性格在悲剧中的作用。萧峰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便一意报仇。仇恨已经蒙蔽了他的双眼。所以尽管康敏的谎言破绽甚多，他却毫无觉察，在小镜湖畔他见了段正淳，本已起疑，但终于还是让性格征服了理性，一步步走向毁灭。直到亲手打死最心爱的人，他才知道痛悔。书中写道：

　　萧峰自在信阳听马夫人说出段正淳的名字后，日夕所思，便在找到他后而凌迟处死，决意教他吃足零碎苦头之后，这才取他性命。但适才见他待友仁义，对敌豪迈，不像是个专做坏事的卑鄙奸徒，不由得心下起疑，寻思：“他在雁门关外杀我父母，乃是出于误会，这等错误人人能犯。但他杀我义父乔三槐夫妇，害我恩师玄苦师父，那便是绝不可恕的恶行，难道这中间另有别情吗？”他行事绝不莽撞，当下正面相询，要他亲口答复，再定了断。待见段正淳脸上深带愧色，既说铸成大错，一生耿耿不安，又说今日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至于杀乔三槐夫妇、杀玄苦大师等事，他自承是‘行止不端，德行有亏’，这才知千真万确。[10]

　　我每重读这段文字，总不免感慨系之。可见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结局总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决定，大多数读者的憎恶康敏，实在是没有理由的。关于萧峰的惨剧，康敏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便是揭破萧峰的身世之秘，并指称是萧峰杀害了马大元；第二便是向伪装成白世镜的阿朱透露“带头大哥”乃是段正淳。第一件事，康敏的目的只是要萧峰做不成丐帮帮主，并使之成为中原武林的公敌。跟玄慈他们意图掩盖历史，而让萧峰同化于仇雠之邦的行径相比，康敏的行为根本称不上卑鄙。在动机上来说，玄慈、汪剑通等人是虚弱的自我保护，而康敏则是强健的灵魂的主动进攻，其间高下更是判若云泥。第二件事，康敏只是想假手萧峰杀了段正淳。萧峰知道真相，咬牙切齿地道：“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这笔帐都要算在你身上。”马夫人答道：“是她先来骗我的，又不是我去骗她。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倘若她不来找我，等白世镜当上了丐帮帮主，我自有法子叫丐帮和大理段氏结上了怨家，这段正淳嘛，嘿嘿，迟早逃不出我的手掌。”正像尼采所指出的，“恶性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11]康敏是一个有着强劲的自由意志的女性，她也是以其真诚的愿望和性格的片面性走向毁灭。她的悲剧意义丝毫不在萧峰之下。然而，由于金庸深受儒家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天龙八部》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显得颇为尴尬。

　　可以说《天龙八部》对于康敏结局的处理完全是非理性的。与其说金庸是因为对康敏的憎恶而让她得到那样的悲惨结局，倒不如说他是因为恐惧。康敏曾经是众多被段正淳始乱终弃的女子中的一个，然而她不同于刀白凤、秦红棉、甘宝宝、阮星竹、阿萝等一干女子，不去恨始作俑者，反把怨愤发泄到同样可怜的其他女子的身上。她不是那样的奴隶。她要实现的是她的自由意志，尽管这种自由意志已经因为男权话语的长期挤压，而扭曲成了一种统治欲。然而，她的身上的确蕴藏了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带来的是自己和旁人的毁灭！第十六回《昔时因》写道：“马夫人一直背转身子，双眼向地，这时突然抬起头来，瞧向乔峰。但见她一对眸子晶亮如宝石，黑夜中发出闪闪光采”，萧峰一见之下，不由心头“微微一凛”。萧峰的恐惧，也正是金庸的恐惧。1994年金庸在北大讲演，曾有学生问金庸对于康敏如何看，金庸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这样一个坏女人，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与惊人的美貌。萧峰听她说话，“只觉她的说话腻中带涩，软洋洋地，说不尽的缠绵宛转，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消。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萧峰虽感诧异，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他曾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秦红棉明朗爽快，阮星竹俏美爱娇，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腻到了极处，又是另一种风流。”[12]这才是女人中的女人的样子，第一美人王语嫣同她相比，只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子。而书中描写她临死前的情状：“马夫人往镜中看去，只见一张满面是血污尘土的脸，惶急、凶狠、恶毒、怨恨、痛楚、恼怒，种种丑恶之情，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那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娇怯怯、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她睁大了双目，再也合不拢来。她一生自负美貌，可是在临死之前，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这里，金庸不自觉地把她描写成白雪公主的童话当中那个丑恶的女巫，这样的处理一定赢得了道德主义者的喝彩，然而这样的处理却使得人物形象前后存在着抵牾。从此前对于康敏的描写来看，她应当是一个自觉地去犯罪并不会觉到恐惧的女性。她向白世镜和全冠清布施过肉体，然而她并非是潘金莲那样的淫妇，男人只是她需要利用的工具。一个孤身独力做出那样大的事情来的女子，在杏子林中面对萧峰及江湖群豪毫无惧色，并令后者感到恐惧，最后竟会死得那样卑琐，这是很难以想象的。

三、性格的力量

　　康敏的形象来源于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公元前431年，美狄亚作为“谋杀儿童的发明者”第一次出现在戏剧舞台，不同于以往凭借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样的奴隶道德来赚取同情的女性形象[13]，美狄亚以其天生的犯罪的冲动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了的女性的降生。

　　美狄亚是科尔基斯国王埃埃特斯的女儿，也是太阳神赫利奥斯的孙女，地狱女神的祭司。她爱上了到她父亲的国家来索取金羊毛的伊阿宋，设计帮他解决重重困难，取得金羊毛，并与之私奔。她的父亲，国王埃埃特斯率兵来追，美狄亚杀其兄弟阿普绪尔托斯，剁成碎块，抛到海里。埃埃特斯忙于收尸，伊阿宋一行得以脱逃。回到希腊的伊奥尔科斯，伊阿宋获悉其父埃宋已被篡位者佩利阿斯所害，便请美狄亚助他复仇。美狄亚杀死一头老公羊，剁成碎块后放在锅里煮，使之变成羔羊。她怂恿佩利阿斯的女儿们也如法炮制，让她们的父亲恢复青春，结果佩利阿斯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在他胡涂的女儿们手中。如愿报仇后的伊阿宋和美狄亚遭到了放逐，他们来到科任托斯，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还生下了两个儿子。然而，伊阿宋这时却贪图财富权势，决心娶科任托斯国王克瑞昂的女儿，抛弃美狄亚。美狄亚的法术让克瑞昂感到恐惧，于是后者便下令驱逐美狄亚和她的两个儿子。在经过与伊阿宋在道义问题上的抗辩之后，美狄亚决心进行报复。过路的雅典国王出于同情答应美狄亚到雅典避难后，美狄亚就开始实行她的报复计划。她先请求伊阿宋留下她的两个儿子，又让他们给新娘送去美丽的金冠和长袍。金袍的料子是用毒药浸染的材料织就，公主因此毒发身亡，国王得知抱着女儿痛哭，也染上毒药而死。晚上美狄亚偷偷地回到家里，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当伊阿宋赶到的时候，美狄亚已经坐上太阳神赫利奥斯送的龙车腾空而起，在空中她预言了伊阿宋今后的不幸生活。伊阿宋回想起他谋杀阿普绪尔托斯的情景，于是拔出那把曾经杀过阿普绪尔托斯的剑自刎。

　　这是一个具有永恒的震撼力量的故事。美狄亚的形象是那样地独特，那样地悲怆，正像悲剧终了时歌队所唱的：“宙斯高坐在奥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作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这件事也就是这样结局。”美狄亚在决定她的行为的时候，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自语道：“美狄亚，进行吧！切不要吝惜你所精通的法术，快想出一些诡诈的方法，溜进去做那可怕的事吧！这正是显露你的勇气的时机！你本出自那高贵的父亲，出自赫利奥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绪福斯的儿孙在伊阿宋的婚筵上拿来取笑！你知道怎么办：我们生来是女人，好事全不会，但是，做起坏事来却最精明不过。”

　　这段独白不宜看作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控诉，而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强健灵魂对于损害精神的道德社会的控诉。美狄亚的愤怒不是一个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报复，而是强者不断身受庸众的挤压而不得不爆发，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正如前苏联文艺批评家谢·伊·拉茨格所指出的，“在一系列妇女形象中，美狄亚不是以纯洁和善良著称，而是以性格的力量著称。”她的悲剧，是“是破碎的妇女心灵的悲剧”。康敏，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性格的力量”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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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金庸：《天龙八部》后记
[2]《天龙八部》第十八回：《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
[3]《天龙八部》第十六回：《昔时因》
[4]《天龙八部》第二十七回：《金戈荡寇鏖兵》
[5]第二十回：《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
[6]第十九回：《虽万千人吾往矣》
[7]惨剧、悲剧是冰心的术语，见《中西戏剧之比较》，原文载1926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
[8]《神雕侠侣》后记
[9]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萧峰感动，这部分读者由于入世太深或其他原因，把萧峰看成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神话人物。
[10]《天龙八部》第二十三回《塞上牛羊空许约》
[11]《权力意志》
[12]第二十四回《烛畔鬓云有旧盟》
[13]尼采《权力意志》：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优秀人物的天性被斥为：1、伪善，2、昧良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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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一个康敏：蘩漪

　　在中国文学数不胜数的女性形象当中，康敏的形象并非是彻底孤独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另有一位长期以来让人们不知如何评论的女性，也曾掀起人们心头的波澜，她简直就像是康敏的姊妹，她就是曹禺笔下的蘩漪。蘩漪身上那种犯罪的冲动和变态的激情让习惯于道德评价的文艺批评家无所措手。一些学者认为，蘩漪是一个遭受封建大家庭压迫而带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的可怜的女性，她让人同情，却不该被欣赏。一些感受到蘩漪之可爱的批评家不得不通过对于蘩漪环境的剖析来证明蘩漪的犯罪是被逼迫的，因此蘩漪实际上具有“圣洁的心灵”。许多人在蘩漪是否一个个人主义者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蘩漪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然而，撇除掉道德观念的因素，蘩漪实际上是《雷雨》当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完全的一个人物形象。1936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刘西渭先生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里的妇女理所当然地是蘩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蘩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作者“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曹禺这样评价蘩漪：“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迷上了她。”[1]

　　蘩漪是一个拥有罕见的生命激情与犯罪冲动的女性。曹禺用蘸满激情的笔，写下了对蘩漪外貌的描述：

　　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粱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青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

　　同那些只能做男人的玩物或者至多是供欣赏的艺术品的女人相比，蘩漪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自由灵魂的力量，是权力意志。剧中蘩漪是唯一敏锐地感觉到“雷雨前的闷热”的人物，那环境让她觉得“这老房子永远是这样闷气，家俱都发了霉，人们也是鬼里鬼气的！”她出身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对于诗文艺术的爱好，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却只能被禁锢在牢笼一样的家中。她在那样的老房子里呆了十八年，所有曾经有过的对自由的梦想，所有曾经有过的对浪漫生活的向往都逐渐消磨殆尽。她是个不甘于平庸的幸福的贵族，却是别人眼中的肝郁症患者。她向往热烈的爱，哪怕这种爱只能燃起毁灭之火。这种爱她从周朴园的身上无法得到，因为后者作为一个涉世太深的家长式的人物，生命中已经没有了激情，她只有在周萍的身上寻求慰藉。显然，与继母通奸的禁忌的快感曾使得周萍迷狂，很可能在这场禁忌的游戏当中蘩漪第一次获得了性高潮，她才会对周萍这样的灵魂孱弱的男子情有独钟。当然，更可能是她自己说的，她已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她救活了又不理她，撇得她枯死，慢慢地渴死。然而，周萍是一个严重缺乏生命力的庸人，他根本不值得蘩漪的爱，他有着不能自我节制的欲望，却从来没有勇气去承担他的欲望所造成的后果。当初，明明是他去主动引诱蘩漪，但面对蘩漪那火热的激情，他又不堪其重，只有在四凤的身上寻找另一次的放纵，藉以忘却自己的悔。曹禺写道：

　　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子忘了自己。当然他也明白，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但是在这一层次他并不感觉的从前的冲突，他想好好地待她，心里觉得这样也说得过去了。经过她有处女香的温热的气息后，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他看见了自己心内的太阳，他想“能拯救他的女**概是她吧！”于是就把生命交给这个女孩子，然而昔日的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不时地，尤其是在繁漪的面前，他感觉一丝一丝刺心的疚痛；于是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恶梦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疚伤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纵于酒，热烈地狂歌，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于是他精神颓衰，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

　　周萍厌恶了蘩漪那样的“经些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他从四凤那里重新找回了他的自信，因为只有四凤这样不更事的少女，才可能被他所吸引。同蘩漪相比，四凤身上所有的，也只是那些奴隶的道德。剧中有两个细节耐人寻味。在第一幕中，蘩漪下楼后不经意地说“怎么，楼下也这样闷热”，四凤答道：“对了，闷得很。一早晨黑云就遮满了天，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蘩漪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抑，而四凤只当是天气反常。在周冲也感受到屋里的闷热以后，蘩漪说大概是因为窗户没有开，周冲预备去开窗，四凤立刻说：“老爷说过不叫开，说外面比屋里热。”她对于不合理的现实从来没有打算去触动，她是善良的，纯朴的，——但，仅此而已。

　　正如美狄亚的愤怒不是因为被抛弃，而是因为觉到自己遭受了低贱者的侮辱，[2]康敏的愤怒是因为她自觉其高贵[3]，蘩漪的愤怒也是因为周萍选择了一个她眼中的低贱女子。周萍的背叛，不但是对于激情的爱的背叛，更是对于贵族尊严的严重侮辱。我们来看他们决裂前的一段对白：

　　蘩　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萍　你没有权利问。

　　蘩　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萍　这是什么意思？

　　蘩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蘩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蘩　(恫吓地)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的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蘩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萍　(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你，她--

　　蘩　(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蘩　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萍　(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繁漪所依仗的不是她的曾经付出，不是她的贵族出身和才华学识，而是她觉得自己了解周萍的生命本质，也因此是真正爱周萍的。在周萍的眼中，四凤的优点不过是没有蘩漪那样强烈的控制欲而已，四凤能够带给他的不过是平庸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满大街都是，他竟然自私自利到为了这样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女人而忍心背叛曾经那么深刻地爱着自己的人。正因为经受了那样深重的侮辱，蘩漪才彻底爆发，终于导致四凤和周冲的死亡，自己也发了疯——她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从而最终完成了悲剧结局的自我实现。蘩漪在认清周萍的本质以后冷静严厉地对他说：“哼，都是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在绝望了之后忽然有了微茫的希望，这才是上天给一个人最残酷的惩罚。当蘩漪终于醒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迟了。

五、自觉地犯罪

　　无论是美狄亚，还是蘩漪，还是康敏，她们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都是自觉地去犯罪。她们所要毁灭的，不是自己的肉体生命，而是自己的意志。蘩漪这样斥骂周萍：“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别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她在选择犯罪的同时，就已经准备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尽管是违背大众道德的，然而却是真正具有悲剧性的。经过意志选择的毁灭，其价值远远在因为偶然性而获得的毁灭之上；相对于毁灭自己的生命，毁灭自己的意志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三位女性的悲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切悲剧，更加具有崇高的美。普罗米修斯型英雄在选择他的悲剧结局时，至少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支撑着他，而美狄亚们除了自己的意志一无所凭。那种甘受千秋万世之谤的勇气，较诸为大众的牺牲，更加来得惊心动魄，也更具有永恒的哲学意味。

　　用法治的观念来衡量美狄亚形象，并不能得出其为“坏女人”的结论。须知法律的根本目的和唯一意义乃是确立一个规则：犯法者必须为其行为的后果付出相应的代价。美狄亚们早就预料到犯罪的后果，并且决意去承担那些后果，这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的。同那些愚昧到悍不畏死的暴民不同，也同那些冀望犯罪后侥幸逃脱惩罚的社会败类迥异，美狄亚的悲剧意义，正是在对于自我毁灭的自由选择中深刻体现出来。

　　阻碍人们去理解、去欣赏美狄亚形象的是道德的观念。然而，道德是最反人性的一种东西。迄今为止，没有比道德更加残酷的杀人手段。道德的历史，便是道德家和奴隶们一起享用真人的血肉的历史。那些拥有高贵天性的人们，在性格上总会存在着激情掩盖理智的倾向。而道德所要做的，便是慢慢地窒息他们的生机，让他们由自己的人驯化为社会的人。美狄亚们是不甘心就范的，她们是狮子和豹子，而不是走狗和绵羊。既然她们已经决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后果，那么，她们就是无可指责的。伊阿宋骂美狄亚是一头牝狮，马大元在康敏提出要揭破萧峰身世之秘后发狠要把她斩成肉酱，蘩漪被所有人看成是神经病人，可见道德主义的走狗和绵羊一贯反对生命，必要的时候，摧毁生命。

　　文学是追求意志自由的一种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满足的是人们对于消极自由的向往。但是在古希腊悲剧当中，尤其在《美狄亚》当中，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积极自由的向往。追求积极自由，就意味着要挣脱一切的外在的束缚，主要是道德的束缚，而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善与恶之际，原本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唯有对于自由的追求，才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价值所在。谢·伊·拉茨格说《美狄亚》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如果不是从事关自由这一层面上去理解，“全人类的意义”还有何意义？美狄亚的行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犯罪，然而这正意味着她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蘩漪警告周萍，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她也的确去做了，这个时候，她的心中充盈的没有别的，只有得到自由以后的无限的快意。康敏见到萧峰因阿朱而伤心，“心中微感歉意，觉得这个自大傲慢的乔帮主倒也有三分可怜，但随即脸露微笑，笑容越来越欢畅。”这种快意，不是来自于幸灾乐祸，而是获得自由后的欢欣。她们都是行走在追求积极自由道路上的孤独者。[4]她们追求积极自由的理想注定要失败，她们真的称得上“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她们的悲剧是心灵的，因为在一个平庸者掌权的社会当中，她们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必然导致她们的毁灭；她们的悲剧更是命运的，因为平庸者掌权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无尽的宿命。无论是欧里庇得斯还是曹禺，当他们创作美狄亚或者蘩漪的时候，都不是在写一个妇女，而是在写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也可以说，美狄亚就是欧里庇德斯，蘩漪就是曹禺。金庸创造出康敏这个形象，固然受了美狄亚——还可能有蘩漪——的影响，但是金庸在文化理念上完全不同于欧里庇得斯以及曹禺，他深受儒家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欧里庇得斯和曹禺却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任何时代的叛逆，至少在内心深处是这样的。金庸在自由的观念上，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他的小说当中最为表现其自由理想的著作是《笑傲江湖》，令狐冲依靠对自身权力意志的遏制获取了世俗世界的认同。[5]金庸对于绝对自由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他的人生充满了对于现实的妥协，因此，尽管康敏的形象渊源于美狄亚，他绝不可能像欧里庇得斯写美狄亚、曹禺写蘩漪一样，向这个母题倾注进自身的生命。曹禺多次表示蘩漪是他最喜爱的人物，蘩漪是最具有“雷雨的”性格的人物，而金庸却要说康敏是一个坏女人。然而，康敏终究是一个具有性格的力量的拥有奇特的魅力的女性，金庸也不能不为之所吸引。这样，才有了他对于康敏结局的暧昧处理。从《天龙八部》中作者对康敏的刻画和他在北大率尔作答的答案之间，实可见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暗地交锋。

　　黄凤祝先生在《欧洲艺术中英雄的造型：美狄亚的愤怒》一文结尾感慨说：“毁灭一切，使大家都不能到达彼岸，是不是现代人创作事业该走的路？艺术性的社会是否应该让位给知识性的社会？我不知道，但总有人会理解的！”尽管前面的道路是如此地微茫，我还是相信，终有一日，古希腊的精神会回来，回到一个人类心灵获得最终解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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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曹树钧：《曹禺是怎样构思〈雷雨〉的》，文学报，1993年7月2日
[2]你本出自那高贵的父亲，出自赫利奥斯，你看你受了什么委屈，你竟被西绪福斯的儿孙在伊阿宋的婚筵上拿来取笑！
[3]第二十四回《烛畔鬓云有旧盟》：马夫人恶狠狠地道：“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趁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4]《聊斋志异》中的细侯也是一个为了报复负心汉而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女性，然而，她那样做并非是出自内心激情的冲动，而是出于对丈夫背义行为进行惩罚的初衷，她恰恰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细侯正是尼采所说的充满怨恨的奴隶的典型。
[5]第40回：令狐冲对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虽憎他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尤其他肆无忌惮、独行其是的性格，倒和自己颇为相投，只不过自己绝无‘一统江湖’的野心而已。
　

重读《天龙八部》 (2007-07-16 11:29:36)
   分类：人境论学

　　这两天重感冒，重读《天龙八部》，犹记第一次读此书是在小学五年级，距今不觉二十年。二十年中，人事几番蕉鹿，此书也读过不下十遍。每一次读，都有收获。
　　记得二十年前初读，至第四十九回宋哲宗与太皇太后抗辩一段，心中极其反感。一直到进了清华，与同学谈古论金，提及此著，我们都还一致认为该书贬斥王安石、反对变法乃是“白璧微瑕”。以后读史渐多，才知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并非变法就一定好，也并非保守就一定坏。王安石被当时人称作“拗相公”，并不是出于他政敌的中伤，而是因为他的专横的确是有违中国贤士大夫虚君共和的精神，也因此而为害至烈。他也许在人格上无可置疑，但他并不是一个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好丞相。好的丞相，倒是应该如曹参一般，终日饮酒。中国历史自有其规律，这种规律是“儒法斗争”所不能涵盖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竟然那样天真地相信着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并且那样天真地憎恶着一切与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不同的观念。想一想真是太可怕了。
　　忽然记起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陈鲁豫采访金庸，金庸说他最想写的是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又说他对历史的看法与某人很不一样。我忽然明白，他老人家要做的工作，在本质上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要在史学方面廓清近几十年来的错误，而我则是在文学层面。我坚信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贵族文学，中国文学的根本就是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胡适辈倡白话文学，反对贵族的、山林的文学，实与古人买椟还珠无异。故他日有暇，我当作一部《中国大文学史》（与谢无量先生之著同名），以申此意。不过，我去年所做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得不少了。
　　盼着查老的大著尽早面世。也希望更多的爱好中国文学的朋友能读一读我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反红楼？ 没看出来，反武侠认同。

看的我都不像吃饭了

看的都不想去吃饭咯

颠覆武侠之作。至于反其他的，实在看不出来，金老也没承认。

好！贾宝玉姓‘假’，韦小宝却姓‘伪’，贾宝玉虽非‘大宝玉’，韦小宝却是‘小宝（玉）’，嘻，不知是从‘大玉儿’‘小玉儿’来的不

很早的一篇恶搞贴
   孤峰不与众山俦----岳不群同志光辉的一生。

   翻开浩瀚的历史长卷，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多
少曾经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的英雄豪杰，不但
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反而生前遭人诅咒，死后被人误解长达
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而不得平反昭雪。这不但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更是
历史悲剧。岳不群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敬重和纪念的伟大的战
士！真正的英雄！我们抱着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决
心还历史本来面目以清白！

   现在有些反动分子借互联网这个现代化的工具，恶毒歪曲，肆意
诋毁岳不群同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更有人将他排在恶人之首
，与欧阳峰，云中鹤等败类等量齐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让我
们透过历史厚厚的帷幕，看看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吧。

   当时的江湖环境可谓是极端险恶，武林正处在着正义和邪恶，光
明与黑暗大决战的前夜。以日月邪教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处心积虑，日
夜做着一统江湖，奴役武林的迷梦。

   为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武林中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腥风血雨
。为了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以岳不群同志为代表的五岳剑派和日月
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屡屡给予他们以迎头痛击。而且岳不群同
志更是以顾大体，识大局，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当时

他从劳德诺身上已经觉察到左冷禅有膨胀的个人野心，日后极可能蜕
化变质。

   因为当时以左冷禅为首的嵩山派力量最为强大，而且与日月教水
火不容，实在是一支对抗邪恶势力的生力军。为了利于斗争大局，他
并没有大肆张扬，而是仍然奉其为盟主，但已经在为以后可能发生的
不测默默地作准备。这里充分体现了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缜密的战略
安排。

   日月教见武力手段难以迅速达到目的，于是着手分化瓦解五岳剑
派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如刘正风，令狐冲之流，以声色犬马为诱铒，
各个击破。这些人，在拿刀剑的敌人面前或许还有几分英雄气概，然
而在敌人的糖衣刀剑面前则不折不扣地被打倒了，最后拜倒在邪恶势
力的脚下，沦为可耻的走卒和帮凶。邪恶势力对岳不群同志可谓是怕
得要死，恨得要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早日除之而后快
。不但到处散布谣言，诬蔑他是“伪君子”，而且为了从根本上动摇
华山派的根基，邪教教主之女任盈盈也不惜抛头露面，丢掉一切温柔
良善的伪装，亲自上阵了。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其手段不可谓不毒
辣！而成效也不可谓不显著！然而这些魑魅魍魉狐假虎威的卑鄙伎俩
只能使那些**变节者吓破了胆，岳不群同志一向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和邪教不共戴天！少林寺内一席话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将他那
坦荡磊落的襟怀体现无遗！

   岳不群同志深知饱满的政治热情只是进行革命事业的必要条件。

   要确保它的成功，必须还得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他几十年如一日
勤修华山气宗功夫不辍。他也知道对手日月教的元凶巨恶之所以有恃
无恐，是他们有一些邪恶异常的武功，如化功等。要击败他们必
须以毒攻毒，才能打他一个冷不防！当他意外得倒  “葵花宝典”时
，作为一个武学行家，他当然十分清楚其威力和代价，然而在关及整
个江湖次序和个人荣辱之间，他毅然绝然作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
狱”

   的决定。他不是不知道，他从此不仅与个人欢乐无缘，而且会必
然受到亲人的误解。因为要达成战略上的突然，就不能让对手事先有
丝毫的觉察。届时才能给其以精神和肉体上毁灭性的打击，也唯有如
此才能彻底铲除邪恶，造福武林，造福苍生！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提
及，包括自己挚爱的妻女。如果说是飞来横祸造就了司马迁不朽的功
名，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岳不群同志的主动选择更具有壮士断腕
的悲壮！他为人民利益毁家纾难，慷慨取义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敬仰
！

   岳不群同志更清楚的他对手的凶恶和阴险，清醒认识到仅凭本门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大力支持五岳剑派摒弃门户观念，合五为
一，相互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五岳剑派中的一些领
导人，山头主义思想极端严重，唯恐并派后危及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失去手中那点可怜的权力！为抵制并派，他们不惜与邪教眉来眼去。

   自甘堕落！恒山派就是代表！更令人齿冷的是，左冷禅倡导并派
最终出于个人野心私欲的恶性膨胀，他所关心的不是真正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共抗强暴，他想的只是当另外一个日月教教主。企图以
暴易暴，要把革命事业引入歧途，这和岳不群同志的初衷完全背道而
驰。

   在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其他几派包括少林，武当
的领导无不噤弱寒禅之时，岳不群同志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扶
大厦之将倾，给革命事业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正当岳不群同志准备一展平生抱负，横扫日月邪教之时，日月邪
教却抢先给岳不群同志下了毒药，并妄想以此为要胁。此时的岳不群
同志早已置生死于度外，面对着死亡威胁毫无惧色！当他正准备亲手
除掉忘恩负义的叛徒，内奸令狐冲和恶贯满盈的特务总头目妖女任盈
盈时，却被另一武林败类，平素伪装成佛门弟子的仪琳暗算。这个凶
恶的阶级敌人终于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卑鄙地从背后残酷地杀害了
岳不群同志。孤峰不与众山俦！为人民利益而死，岳不群同志英名永
存！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现在网上仍有不少人的言论和双手沾满
无辜鲜血的刽子手任我行，向问天如出一辙。更有人为不齿于人类的
狗屎堆的令狐冲，任盈盈摇旗呐喊，树碑立传！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这说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日月教还在叫！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是
绝没有好下场的！

[转贴] 读金偶识二十则



1、普洛斯彼罗岛上的黄药师



有一位老人，才学通天，法力无边；携爱女独居一岛，驱恶贼为奴以供使唤，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请问这是谁？金庸小说的读者会说：黄药师！不错。不过这不光是《射雕英雄传》的东邪，还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主人公普洛斯彼罗。
普洛斯彼罗原来是米兰公爵，因为潜心钻研魔法，无暇顾及世俗事务，结果被兄弟安东尼奥篡位，放逐到一座荒岛上。情节与《笑傲江湖》如出一辙。任我行因专修吸星，教主之位被他最亲信的东方不败夺去，身陷西湖地下的黑牢，条件比普洛斯彼罗还艰苦。最终两人都复位，篡位者身膺其惩。
普洛斯彼罗以咒语、任我行以毒药──都是一种暴力手段──威胁、驾驭下属，这一点不仅它们之间是一致的，与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马若博士岛》（《兽人岛》，美国改编成电影《遗传基因》。）马若博士以残暴的手术和殴打控制、镇压兽人，也是一致的。这些虽纯出三位作者的创造，然看做现实统治阶级的象征未尝不可。
和黄药师一样，普洛斯彼罗很爱他的独生女儿，女儿选择的恋爱对象却是仇人之子。他给未来女婿出了很多难题，对两人的恋爱进行重重考验。黄药师对郭靖百般为难，那是出于个人厌恶，动机就没有这么善意了。任我行也有钟爱的女儿，和女婿的关系更复杂。
莎士比亚与金庸笔下都有许多插科打诨的小人物，给读者带来欢笑。《暴风雨》中的西巴斯辛、安东尼奥、阿德里安，既狡猾又愚蠢，饶舌起来缠夹不清，这像谁呢？桃谷六仙。



2、《九阴真经》——魔法师的宝典



《九阴真经》是一部武学百科全书，也是《射雕英雄传》一书的主线。武侠小说写武功秘笈的很多，但把武功秘笈在小说中的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却很少见。
《九阴真经》是人生终极目标的一个象征。五绝的武功已经那么高了，还要那一本书干什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说：“名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大的名？”所以他不做国家主席，一生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舍弃虚名俗利的追逐，而把精力更多地用到为国家和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上来。现实世界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有了权力地位还要权力地位，“生命不息，钻营不止”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智明慧如五绝、岳不群、左冷禅，为了一本书费尽心机、耍尽法宝、出尽洋相，他们的动机不是只像梅庄四友为了琴谱、棋谱、书帖、画册，仅仅是为了一种爱好、为了痴迷那么单纯而已。如果仅仅为了爱好，为了一种痴迷、一种收藏癖，我想值得鼓励。因为那代表着一种真、一种执着，文化就是那样的人保存下来的。如果在实践中，《九阴真经》仅只是武学爱好者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就好了，那样大家就不会相互仇杀，就会坦然把它公诸同好，就会促进文化宝典的完善和流传。
普洛斯彼罗有一部魔法宝典，他钻研它，期望借之为人类谋取福利。《九阴真经》、《葵花宝典》不都是这样吗？在人类手里，不但没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人类相残、自残的利器。最后普洛终于丢下宝典和魔杖，回到米兰，回到人类社会去承担他应负的责任去了。可见这个宝典、那个真经一类的东西，原本不应该存在。



3、《无辜者》与一灯见死不救



一灯有一件负疚一生的亏心事：他曾经见死不救，没有自损功力，用一阳指救一个被裘千仞铁掌打伤的婴儿，因为这婴儿是他喜欢的女人与别人私通生的。那时他还叫做“段皇爷”，瑛姑还叫做“刘贵妃”。他深深负疚，因为襁褓中的婴儿是无辜的。这件亏心事，成为他避位出家的动力。
20世纪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邓南遮，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作《无辜者》。罗马贵族图利奥放荡成性，对妻子不忠。不料，妻子与人私通生子，图利奥一腔怨毒转移到婴儿身上，于冬天把孩子放到窗外。婴儿受冻生病而死，凶手并没快乐。他眼前不断出现亡儿的形象，灵魂陷于浓重的阴影之中。他这才深深明白：孩子是无辜者。作者为了准确描述婴儿的患病和死亡，特意作了医学研究。本书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译本，名《牺牲》，查士元翻译。不知译者和海宁查族有没有亲戚关系。



4、仲夏夜梦神雕侠侣


莎翁《仲夏夜之梦》女主角赫米莉与情人拉山德私奔，在雅典城外的森林里度过了一个仲夏夜，两人同寝却不同衾。   
比较《神雕侠侣》，多少个夜晚，小龙女和杨过同居暗室而不相欺，一个吊在白索上，一个睡在寒玉床上。《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任盈盈双双受伤，在谷底溪边过夜，烤青蛙，洗长发，数星星，说笑话，而不及于乱。这是何等诗意的青春，何等纯洁的爱情，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啊！



  
5、世界文学最纯洁的两个女性形象


世界文学最纯洁的女性形象，这个“最”字，也许有人异议。谁能当选？也许有人会说，是香香公主喀丝丽吧。
世界文学人物，最纯洁的女性形象排第一、第二位的是两个失身的女性：苔丝和小龙女。苔丝的纯洁源于善良，散发着泥土气息，是大自然的娇女；小龙女的纯洁源于冷漠，带有梦幻的性质，是少年人心目中的理想恋人。她们都非常美，更重要的是她们都非常真实，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者写得成功。
香香公主尽管给人的印象很深，但限于整部作品比较生涩的水准，处理得过于完美，缺乏可触摸之感，仿佛童话人物。《书剑》的一个贡献是通过玛米儿的故事，表达了贞洁的新的定义：抗暴蒙污不愧贞。喀丝丽后来走上了先贤的道路，她的纯洁得到了升华，使童话人物与生活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安排迷宫一段的深意。金庸作品中类似的伏笔还很多，基本上笔笔没有落空。



6、武松·杨过·维纳斯



最纯洁的女人有污点，最伟大的英雄是残缺的。这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悖论。雄伟丈夫武松断了一条胳膊，美男子杨过也断了一条胳膊，是作者失之苟酷吗？米洛的维纳斯一副断臂的形象，可它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尊雕塑，被目为和谐与美的极致。这些蒙污的、断臂的意象，有意无意之间，合于美的非对称性。
最美的东西不是越描越美的，往往有一点残缺，这局部的疵瑕与整体的皎洁相掩相映，构成和谐──九分九的和谐比十足的和谐更和谐。若写美人则又白又嫩又香又雅又贞，写英雄则大仁大义大智大信大勇，千篇一律，是小儿涂鸦涂上了所有的颜色犹嫌不足，再笔笔加三描了又描，几内亚土著人的审美水平而已！



7、张无忌出生年月


《倚天屠龙记》故事发生在元顺帝至元二年，按作者的说法，该年四月初九是张三丰九十岁生日，约一年后，张无忌出生在海外冰火岛。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我们可以按小说的描写，列一个时间表：
书中殷素素临盆时，写到自然节候的变化，“日渐短而夜渐长”。冰火岛在北极圈内，北极一年分为半年极昼、半年极夜，公历6月22日到12月22日为极昼，12月22日到次年6月22日为极夜。“日渐短而夜渐长”，正是极昼向极夜交替的景象，但天又没有全黑，距12月下旬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可以断言，张无忌降生日在1337年10－11月间，至元三年九到十月，误差不会大于一个月。



  
8、明教与元末农民起义



金庸借杨逍之口，介绍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介绍了明教对历代农民起义的作用。他说，母乙、方腊都利用明教作为起义组织的工具，这是不错的，他们是不是明教的教主，那就只能由小说家决定了。
《倚天屠龙记》写明教起义，所本全是红巾军的情况。红巾军起义虽然吸收了明教的一部分思想，但更多是白莲宗、弥勒宗等佛教支派的混合物。佛教、明教、摩尼教，在中国古代民间往往分不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元末的农民军互不相统属，像《倚天屠龙记》小说写的这么组织严密、宗旨明确、指挥统一的起义军集团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只有以张无忌教主为核心、以明教总舵为中枢的一个最高领导，元朝早就被灭掉了，而不会连年混战，最后由朱元璋坐收渔利。
《倚天》的世界并非真实的历史时空，如，韩山童实际一发动起义就死了，时为1351年，张无忌还在蝴蝶谷或去昆仑山的路上。而小说却写张无忌当上教主足有一两年，丐帮还要写信给韩山童招降。彭莹玉死于1353年，都太早。韩林儿死于1366年，又过于晚，这时张无忌已经三十岁，早已和赵敏携手归隐了。小说作者为求写得热闹，而人物的生死、事件的兴灭有一定的时间，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是不好掌握的。



9、一武当，两三丰



张三丰，历史上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有两个，一为武学宗师，一为道家名宿。
《宁波府志》卷三一【艺术】下有〖张松溪〗条，载张三丰，又号三峰，由宋入元人。本武当丹士，精拳法，为武当派拳术的创始人。这大概是《倚天屠龙记》一代宗师之所本。武术家张三丰的理论主张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后发先至；非危困不发，发则必胜。这与小说叙写的武当派武术原理基本相合。然而，《宁波府志》里面所记的张松溪，是明嘉靖（1522-1567年）时人，距朱元璋开国已二百年，决不可能是武术家张三丰的徒弟。
《明史·张三丰传》载，张名全一，又名君宝，号三丰，又号元元子，以其不修边幅，世人又称“张邋遢”。原籍懿州（今辽宁彰武），曾居武当山，行踪飘忽，明太祖、成祖（1403-1424 年在位）屡遣人寻访不遇。这位修炼家张三丰，活动年限在1368年洪武登基到1424年成祖驾崩这六十多年前后，他与前面武术家三丰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他不可能是由宋入元人，不可能活150来岁。《倚天》张三丰，开明潇洒，不拘小节，似即以后出的这位三丰为本。总体形象则是历史上实有的两位张三丰的综合。
金庸说武当七子是武术家张三丰的徒弟，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许嘉靖年间那位宁波府武术家张松溪，真是从太祖、成祖求访不遇的那位张真人那里学的功夫呢。方志这种东西考证并不精密，而且宁波的张松溪也未必是武当七子中排行第四的张松溪。总之，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一座武当山、两个张三丰不是一个人。

金庸在《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里是把两个张三丰当成一个人来写，所以写他过了110岁大寿，到《倚天》结束、开完屠狮大会，张无忌等上山看望他时，约有115岁。再有三五年朱元璋便驱逐元虏，一统华夏，张三丰只要活到120岁，还是能看到那一天的，那他就成了由宋经元入明的超级仙翁。



10、哈姆雷特和赵敏导演戏中戏



一个戏班子进丹麦王宫演出，演着演着，突然演出了弟弑兄、臣篡王位、后再嫁、嫂为弟妇的一幕。凶手大怒，王后惊愧，两人的反应看在哈姆雷特眼里，心中雪亮。他就是这一幕的导演。
张无忌与周芷若游皇城时，不偏不巧撞上了扮演荒岛**案真相的戏班子，差点没把周芷若鼻子气歪了。幕后的导演是赵敏，借此她不但打击了情敌，也给张无忌上了一课。可惜戏中戏没有惊醒梦中人，哈姆雷特可以怀疑叔父、母亲，张无忌却不肯怀疑千娇百媚的怀里人。



11、谢逊为什么不拆穿周芷若的底



谢逊有一千个机会在荒岛上、在海船上，在辽东地面上拆穿周芷若的底，不愿意当面对质，随便找个空子拉张无忌到僻静地方单独一谈也就得了。金庸要么别写谢逊耳朵灵，不然谢逊的沉默读者实在难以索解。
谢逊在岛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因为父子俩都中了十香软筋散的毒，性命操于周女之手。谢逊为两人主婚，意在稳住周芷若。
谢逊在船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顾虑张无忌的教主地位。无忌是反元领袖，赵敏人品虽好，出身却是明教的死对头──蒙元贵族。张无忌爱谁娶谁，在当时的形势下，还要从政治上取舍。谢逊杀了全船蒙古官兵，目的即是不让张无忌因派船搭救而对赵敏产生好感。
谢逊上了陆地不拆穿周芷若的底，是因为来日方长，没想到，遭了周芷若加丐帮的暗算。
谢逊不拆穿周芷若的底，不等于他就认同周芷若、能够容忍周芷若，他以往不拆，早晚要拆。



12、《基度山伯爵》与《连城诀》



一位善良的青年，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全无防人之心的他，被嫉妒他的人陷害，系身大狱，年复一年。女朋友跟陷害他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精神崩溃，就要自杀了。突然，一个非常老练的人挽救了他，与他为友，如父如兄。用异常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打开了他的蒙昧，为他的生活注入一线光明。最后，高人临终前交给他一笔大宝藏的秘密，利用这笔宝藏，他报了仇。
读者朋友，你能说出这是哪一部文学名著吗？是《基度山伯爵》。你想也不想的说。如果你还看过金庸小说，你还会说，是《连城诀》。
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里也提到，《连城诀》与《基度山伯爵》是太过相似了，法利亚长老的作用一如丁典。但是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绝美，在金庸自己的小说里也是第一流的，不忍舍弃。何况两部书的主题和结构根本不一样，素材来源也不同。两书基本的主题是鞭挞人性的贪婪，这也可以是任何一部小说的主题；像凌退思活埋亲女、花铁干临危变异的情节，别的文学还没有写过。
莎士比亚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来历。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者笔下，经过不同的处理，主题会显出分野，成就会见出高下。金庸和莎士比亚都已经证明了，即使是相似的作品，也可以各有各的独创性。像古龙写《流星蝴蝶剑》那样，把《教父》整个框架扒窃过来，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的对应；或是像他其他所有作品一样，连别人的微琐细节也不放过，那才是赤裸裸、不折不扣的抄袭。



13、金庸、莎士比亚两双胞胎



在《侠客行》后记中，金庸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姐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莎士比亚写双胞胎的戏剧有：《错误的喜剧》，写了主仆两对孪生兄弟；《第十二夜》，写了一对孪生兄妹。前者两兄弟颠倒反复被人错认，与《侠客行》最为相似。
为报复而抢去别人的孩子，这在莎剧中也曾写过。《辛白林》古不列颠国王辛白林的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中就被仇家偷去，到山中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才归宗认父。
《绝代双骄》也写了双胞胎──江小鱼和花无缺，但不是以“由于相貌相似引起种种误会”为主；云中岳《绝代枭雄》写兄弟俩一善一恶，被错认为对方，可能就是由《侠客行》化来。不过主题不一样，也是一部好作品。



14、星宿派、日月教、神龙教一脉相传的马屁术



星宿派、日月教、神龙教的马屁功夫，以厚颜无耻、抹杀良心而论，是一脉相传的，不断发展的是歌颂之辞的肉麻度和文学性、神话性、系统性，而且个人崇拜的色彩越来越浓。
马屁是什么？示忠而已矣。统治者当然希望自己越伟大越好，可他清楚自己没有这么伟大，只好靠马屁来修饰了。总是希望被统治者越忠越好，便于利用，于是马屁功夫遂成为检验忠诚的首要标准。可是拍来拍去，纵被拍者不腻，拍人者不累吗？在权势当头之下，不拍其头难保，只好竭尽平生之力拍之无保留。这样的拍，叫拍人者对被拍者忠得起来吗？嘴上拍，肚里骂，一旦权势者倒台，被压迫者就要清算！





17、吸星在权力的天平上



吸星和最高权力放在天平上，哪头重？任我行并不傻，只是这门功夫太过歹毒，害人越多害己越重，搞得他欲罢不能，没法不把朝政放在一边。亡羊补牢，一旦权力重回指掌，便牢牢握住，再也不肯放手，这回再不会给人篡走了。谁知，到底把命送在吸星上。
也许，做为权力人物、政治人物，包括领袖人物，是不可以有私人爱好的，有了，就会损及权力的稳固。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文明民主国家，我们的领袖才可以吹拉弹唱，保留并发展自己的爱好和专长。



18、紧箍咒到三尸脑神丹的变迁



从紧箍咒、生死符、三尸脑神丹到豹胎易筋丸，都是一个妙用，有了这些，被统治者就成了掌权阶级的提线木偶，想造反，手先软。生死符又要内功，又要掌法、拳术；什么丹、丸还得采药配药，麻烦得要死。要是套个金箍、动动嘴皮子就能万事大吉，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一定首选紧箍咒。
历史是向前进步的，群众的智慧是发展的，文学家到底也明白，紧箍咒不如定时毒药来得实在。这些东西可惜用得不得其地、不得其人，亦不得其法。如不戒给田伯光服的毒药，判死刑缓期一月执行，要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则天下的淫贼从此应可改邪归正矣！其功德胜于五千卷大藏真经。



19、豹胎易筋丸是一种什么毒药



豹胎易筋丸，洪教主的发明，据说掺和了鹿胎等多种大补的药物制成，具有极大的毒性，对人体害大于利。以一年为期，到药性发作时，如果没有解药克制毒性，服药者就会易筋换骨，死去活来。
豹胎易筋丸的药理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神龙教的咒语，一念之下，教徒就功力大增，就能把对手打得溃不成军。比如陶红英的师父、韦小宝一行徐天川等人，都惨败在神龙教咒语底下。观《鹿鼎记》十六回《明史》文字狱受害者祠堂那一战，神龙教的人先是结成阵势，有如丐帮的打狗阵；然后高声齐诵“洪教主神通广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这些颂词就是咒语了，有什么神奇力量呢？从字面上实在看不出来。能不能与豹胎易筋丸联系起来，神龙教教徒高声念咒只是一种掩护，扰乱对手的心神；而他们功力大进的真正原因却是暗地里用某种手段，催动豹胎易筋丸的药力，使他们全身组织特别兴奋，功能特别强劲，体力特别旺盛，反应特别敏捷，同时借助阵法集群体之力，所以才会打胜仗，这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是这样，豹胎易筋丸应该是一种神经性毒品，同时又是能激发人体潜能、改进系统工作机能的补药。但金庸也说了，并不是所有神龙教教徒都够资格服豹胎易筋丸，只有一些重要人物、从事重大使命的人物才能获得教主赐药。章老三这种小角色想吃还吃不到呢，那又怎么会突然武功大进呢？
阅读中遇有一事难明，总希望能给它找到一个解释，不然金庸作品留下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痕迹，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0、洪教主作猥亵语



《鹿鼎记》二十回洪教主和夫人分别教韦小宝英雄三招、美人三招，教到一招“张敞画眉”，洪教主忽然冒出一句：殊不知闺房之乐，更有甚于画眉者。把洪夫人闹了个大红脸，韦小宝当然不知所云。读者如果也不知所云，未免辜负了作者的惨澹经营。
《晋书》写羊后与刘曜私通，为了表现羊后无耻，编造她的话说：“再醮之妇，媚其后夫，所谓闺房之内更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公然把性生活的美满快乐作为媚其后夫的理由了。
同样的话于洪教主口中说出，适以见其虚伪和支配欲的强烈。因为书中后来交代，洪教主为练内功不近女色，与洪夫人已经没有性生活了。他不是没有这个欲望，只是力不从心，可又害怕别人得知真相，所以特在外人韦小宝面前作猥亵语，示人以夫妇正常。可是韦小宝全无书本文化，这一番巧妙暗示完全是对牛弹琴。后来韦小宝一有机会，毫不客气的把洪夫人变成韦夫人，可谓对洪教主这番做作的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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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聊斋》

　　金庸与《聊斋》
　　——《碧血剑》外谈一篇
　　许久前看《聊斋志异》的一则故事，当时总觉得与《碧血剑》（广州出版社版本）某处情节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感于大兄刘国重“疏抉剖析，探赜洞微”之精神，今日突然想了起来，忍不住又发刘兄所谓“嗜痂之癖”。
　　这则故事，还能与《碧血剑》主人公袁承志之父袁崇焕七折八拐的扯得上一点联系，于是就冒昧地拉了出来。
　　《碧血剑》（广州出版社版本）第十二回，誉驰北方武林的“盖孟尝”孟伯飞六十大寿的寿筵上，坐在首席的统兵驻防保定府的冯参将被归二娘凌辱，哇哇大叫：“抬我大关刀来！”
　　『原来这冯参将靠着祖荫得官，武艺低微，却偏偏爱出风头，要铁匠打了一柄刃长背厚、镀金垂缨、薄铁皮的空心大关刀，自己骑在马上，叫两名亲兵抬了跟着走，务须口中“杭育、杭育”，叫声不绝，装作十分沉重、不胜负荷的模样，他只要随手一提，却是轻松随便。旁人看了，自然佩服参将老爷神力惊人。他把“抬我大关刀来”这句话说顺了口，这时脾气发作，又喊了出来。』
　　早些的三联版《碧血剑》，写作是“冯同知”，情节一样。新修版中，金庸把他的官职由同知改为参将，更适合“统兵驻防保定府”。
　　如题，这自然和《聊斋》有些关联。《聊斋志异·卷九》有“王司马”一则：
　　『新城王大司马霁宇镇北边时，常使匠人铸一大杆刀，阔盈尺，重百钧。每按边，辄使四人扛之。卤簿所止，则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动。司马阴以桐木依样为刀，宽狭大小无异，贴以银箔，时于马上舞动，诸部落望见，无不震悚。……』
　　翻译过来，就是：
　　大司马王霁宇是河北新城人，他镇守北方边境时，曾经让铁匠特意打了一把大杆刀，刀面宽一尺，重数千斤。他每次巡视边防的时候，就让四个大力士抬着。每到一处，他总是让人把大杆刀放在地上，故意让北边塞外之人来拿。可他们就是拚尽全力，刀还是一动不动。王司马又暗里用桐木照大杆刀的样子另做了一把，宽窄大小一模一样，外面贴上银纸，经常拿着这把假刀在马上挥舞。北边部落看了，无不震惊他力大无穷。
　　相似的情节，不同的是，《聊斋》中是个富于谋略的英雄形象，《碧血剑》是个装腔作势的搞笑配角。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海宁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书香世家，自小饱受传统文化熏陶，自然很早就读过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聊斋》。冯参将的情节，是不是金庸受此影响而作的移用？很有可能。据《古金兵器谱》作者“王怜花”所言，“对金庸来说，史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痕迹好像更明显一些。”
　　大司马，兵部尚书的别称。王霁宇，即历史上的王象乾。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两则涉及王象乾轶事，一为《王司马》，一为《四十千》。《王司马》侧重叙写了王象乾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塑造了王象乾有智有谋、威名远震的儒将形象。《四十千》则是写王象乾家仆怪异家事的一篇小说。蒲氏所记虽系小说家言，却有本事可考。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桓台新城人。隆庆五年辛未(1570)科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以年老乞休；因边境多事，83岁时又起用为总督，综理宣化、大同和山西军务。他机警有胆略，历任督抚多年，威震九边；一生五戌边关，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五朝元老”，位至太子太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象乾在兵部任内，晋爵太子太保，朝廷追封三代，对其父王之垣、祖父王重光、曾祖父王麟，均诰赠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特许在其家乡新城建“四世宫保坊”（宫保即太子太保），以彰显王家四代保护明王朝的功业。这一古迹，至今仍在。
　　王象乾生前曾多次对建州女真用兵，在万历三十七年还上疏指出其危险，由于触到了满清的痛处，乾隆年间满清官修《明史》，虽初稿已作其传，定稿时，却削其人而不为立传。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曾闻新城王霁宇少司马之始祖母，乃从空飘至其家，久而方醒，问之言语不通。盖异域人，为飓风吹堕，因为其妇，生育诸子，今王氏蝉冕联翩，贵盛无比，皆其苗裔也。”他的始祖母，是大风吹来、天上掉下的异域女子，“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的很“聊斋”。
　　王象乾晚年，堪比唐朝的郭子仪郭老令公，83岁高龄时，皇帝仍不得不倚重，实在是国之柱石。据梁启超《袁督师传》，天启二年王象乾任蓟辽总督时，是袁崇焕的上司；王象乾83岁任宣大总督时，和蓟辽督师袁崇焕东西分守山海关内外的边境。最后，王象乾年迈有病，在边关上书皇帝十余次，才得以批准回到原籍新城。
　　《聊斋志异》在清朝极有影响，模仿者众多，还出现了《女聊斋志异》。该书靓芬女史贾茗所作，叙述的是些奇女子的故事。《女聊斋志异·卷三》的“吴生”一则，也有类似情节，却不知金庸看过此书没有。
　　吴生的故事，显然虚构，但更富有传奇性。原文很长，大概叙述一下。
　　唐朝后期，卢龙节度使李公，非常善于算命，他有个宝贝女儿，秀外慧中，李公算她有诰命夫人之命。李公把爱女视作掌上明珠，决不轻易寻婿。有个叫吴生的破落世家子弟，游手好闲且爱取巧，十分眼馋李公女儿。他让算命先生给他假造了个大富大贵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借故冲撞李公的出行队伍，见李公时故意说因算命不准而失神冒犯。李公一看他的八字，认定吴生前途远大，把他招为上门女婿。慢慢李公发现吴生其实没啥才能，十分讨厌他。吐蕃入侵，朝廷让各路节度使举荐将才，李公想借刀杀人，就说吴生有将帅之才。吴生临行和妻子诀别，妻子十分贤淑，勉励吴生要立功而归。吴生当了大将，又发挥他善于取巧的本事。吴生在校场检阅队伍，他知道吐蕃间谍在暗中窥探，就让数名健儿抬来一柄似乎重有千斤的大刀，吴生拿起大刀，“下抑上扬，左荡右决，轻如挥扇，易若折枝”，舞完下马，似乎毫不竭力。吴生命令把大刀悬在营门上，择日出战。其实吴生所舞是贴锡箔的木刀，挂在营门的却是真的千斤铁刀。吐蕃间谍先已大惊，深夜悄悄到营门看刀，想举刀却如蚍蜉撼树，牢不能动。吐蕃间谍回去报告了，吐蕃君臣相顾失色，以为不自量力，退兵并上表谢罪。朝廷因为吴生征虏有功，授吴生为岭南节度使，封万户候；吴生妻子封凉国夫人。连带李公也升了官，翁婿和好如初。
　　吴生投机取巧，竟然弄假成真，不但娶得如花美眷，而且荣华富贵，让人无比艳羡。李公的算命，也果然不虚。
　　明清之交，金庸祖上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交往。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松龄称查伊璜“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这也可算作金庸与《聊斋》的一点关联罢。
　　另据刘兄《破译金庸密码》一文：
　　『史小翠与阿绣——《聊斋志异·24卷本》第十五卷第三篇小说是《阿绣》，第四篇是《小翠》。两篇文字独立成章，情节互不相干。当两者分别作为孙女、祖母的名字又同时出现在金庸《侠客行》中，事情就颇堪玩味了。金庸博采众家之长，成就了自己的渊厚。人们往往只注目于曹雪芹、施耐庵对金庸的影响，其实《聊斋》之影响也绝非浅鲜。借用两个名字，或许并不重要，我们试想：金庸笔下有“妖女”一种类型人物，她们与蒲留仙刻画的那些可爱的女鬼、女妖、狐仙形象是否全无亲缘关系？』
　　胡适评价《聊斋志异》道，虽然书中写的故事都是关于神鬼狐仙，说的其实都是人情世态。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和方法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聊斋》一书是狐仙神怪的离奇世界，最大的看点却是书中那些讲述纯真爱情的篇章。金庸小说，描述的是虚构的江湖，书中最动人的部分也是侠客美女的爱情传奇。《聊斋》中那些美丽多情的狐仙，其实就是金书中那些痴情动人的可爱妖女。它们都向我们描绘了以另一个世界为背景，却真切存在的人情世态。
　　聊斋，这两个字本身已衍生出另一种含义，指那些看来荒诞却实在动人的故事。金庸小说，对现实中的我们，难道说不是聊斋？
　　

胡晓明：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
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胡晓明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小引】我不是研究金学的。金庸小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爱好得很久的一样东西，可以说是欠了金庸的情。今天是还债来了。老实告诉大家这个题目是很大的，而金庸小说有两部我至今没有读到，即《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但是我对于其他小说的印象非常强烈。记得那是多少年前(1988)的一个冬天，我乘坐152次列车由上海开往贵阳。火车上满是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有的喝酒，有的打牌，有的昏昏欲睡。我从一个车厢渡到另一个车厢，漫长而无聊的旅途，使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这时我非常偶然地，在一个铺位上发现了一本《天龙八部》第三部的下册，便拿在手上随意翻翻。其结果大概是每一个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猜到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小说时，火车上已错过了最后一餐的开饭时间。那位好心的书主人，一位我至今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金庸小说的启蒙者，同意借给我《天龙八部》的第一部，第二部，第四部，第五部，于是我借着车厢联接处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火车在黑暗中穿过一个一个山洞，在崇山峻岭之间轰隆轰隆地奔驰。我也穿过了金庸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魂的情节山洞，带着轰隆轰隆的感觉领略金庸笔下大气磅礴的崇山峻岭之美，在火车上的这第一次的阅读经验，至今依然难以言宣。我固执地相信一个道理，阅读内容与阅读环境之间原来一定有某种神秘的有机联系。唐诗，在烟雨江南旱春二月的空气中读唐诗，在钟声悠悠的深山古寺里读宋诗，而金庸小说，如果要找出最好的阅读环境，我相信，要在高山，面对苍茫大海；或在秋夜，面对浩浩星空，只要偶有心得，掩卷遐想，便似与天地之气融融为一……。

　　金庸小说为什么有着一般新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大气象大境界？为什么这一批写于六十年代的小说，在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引起轰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引发“金庸热”，在九十年代再度引发热潮，成为“有华人处便有读金庸小说”的文化景观？我这里先笼统地提两点：第一，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化涵义特为丰厚。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每一文化群落中单个的个人，从童年时期开始，都从文化符号的层面上经历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一切民族文化都把她的最简单、质朴、基本的情感和感觉投入其心灵深处，而这些情感的感觉就随着人的成长继续潜存着。而即使是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也扎根于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深处，而一切真正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灵生活中的这一潜存的底层都要比其他人更为丰富、更有力量，因而，更能真正激活那久远深邃的文化原质涌入现代日常人生的心理层面。这是金庸小说能给人广泛而又深长的回味与共鸣的原因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传播时间，与整个中华民族近三十年屡经挫折、屈辱而不断新生、精进的现代精神史心灵史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里就不单单是一个小说艺术的阅读与接受问题，而是一种小说文化现象在历史──社会──个人这一整幅文化行为中的移动。如果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用一句话来讲，可以说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的上升，以及其背后华人文化意识的逐渐醒觉，华人地位逐渐由边缘而中心化、而凝聚化，──由“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构想，正是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背后文化心灵的觉醒与文化理想的提揭，──我们就不难看出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与集体心理，与此一进程息息相通。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招魂曲来解读。以下分成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讲。

复活精神

　　复活精神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民族意识的复仇，一是文化心灵的复苏。先说“复仇”。金庸小说跟一般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即复仇思想的层次不同。一般小说是个人或家族的恩恩怨怨，而金庸小说的复仇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立场上的，所以应有纵贯宏深的文化意蕴。

　　从晚明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支深深浸入中国知识人骨血的深痛情结，即民族复仇意识：上接明清痛史，下贯抗日救亡。王船山在湖南徭洞中著书三十年，顾亭林在四十五岁后，大规模流浪考察中国北方达二十六年，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避居乡间著书讲学亦三十余年，诸老皆怀抱亡国之痛，并深思所以亡国的原因何在，欲为民族留一口气。顾亭林《与杨雪臣书》，自述其所以著《日知录》，乃“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辨录》（陆桴亭）、《黄书》（王船山），都含有此种用心。后来曾国藩刊布《黄书》等，亦是不避讳此种用心。到孙中山、章太炎，这一口气便化而为文化行动与革命事业。虽然“五四”的科学主义，曾将这一文化命脉注入新血的同时，又拉向另一向度的生长，但孙中山、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意识，仍然是近代中国知识人最深厚有力的思想动源之一。救亡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其背后更是文化的慧命相续与国魂的贞下起元，此即所谓政教一元。抗日战争中，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更是中国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大心事。陈援庵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通鉴胡注表微》，皆属表彰民族复仇精神的名著。杨树达在抗战期间写的名著《春秋大义考》，标示两项春秋精神，一是辨华夷，一是复仇精神。正是有感而发。在史学领域里，“明清痛史”成为近代史学的大宗。金庸小说与这些一流知识人读书人的情怀，息息相通，可以说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读书人胸中的一大心事。这一点，还没有哪一位文学家像他这样大规模做过，所以高级知识分子喜读金庸小说，从中获得三百年悠长的文化气脉的鼓荡。

　　我们就从他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讲起。“恩仇”二字，实际上是偏义复词，即复仇，故事的主题即反清复明。小说写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斗智斗勇的故事。在金庸小说中，《书剑恩仇录》的成就并不算高，但我觉得很值得重视的一部。因为这是第一部，而且一出世就轰动，显示了金庸不同凡响的大家风度。为什么是大家风度？正是因为他将新武侠小说提升到历史文化的高度。金庸为什么要写武侠小说的思想缘由，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因为开端具有一种典范意义。红花会的活动地点是江南，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高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海宁查氏，是江南的大族，人才辈出。清代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之一，查嗣庭是主角，而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弟弟，被雍正说其试题“讽剌时事，心怀怨望，为语多悖逆”，下狱病死，戳其尸。并因此而停止浙江人的会试。所以从家世来看，金庸在小说中表达的反清复仇的春秋大义，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书剑恩仇录》中的主角陈家洛，洛是指洛阳，东周文明的所在地，表明曾经是“郁郁乎文哉”；另一人物文泰来，隐示民族文化的否极泰来。这些人物不仅是大侠，不仅是贵遗老，而且是文化遗民。金庸可以说是以遗民的骨血，写明清的痛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民间传说，是小说的故事主干，这个故事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是恢复汉民族的正宗地位，清朝的历史文化生命，应该找到自己的血宗的“家”。《书剑恩仇录》最后写到一个人物叫香香公主，她在乾隆的淫威面前，宁死不从，后来听从红花会首领陈家洛的劝告，含泪答应苟且偷生，以争取乾隆参加反清复明，后来发现乾隆并不想反清，于是以自杀来报告红花会消息。这个人物令人想起晚明的一些著名女子，如柳如是、卞玉京等，这些名妓都是美女而兼国士的人物。《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结尾写到众人赶至香香公主之坟，打开后只见一滩碧血，香香公主的尸体已化为一缕香魂。陈家洛挥毫题上“香冢”二字，飘然而去。这个结尾，不禁令人相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领略新凉惊透骨，流传故事总销魂。”“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书剑恩仇录》实际上是招香香之魂，招民族文化之大魂。

　　《碧血剑》也是一部复家国之大仇的小说。书中主角袁承志，是明代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儿子。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晚明至近代，广东出了两个大英雄，一是孙中山，一是袁崇焕。袁崇焕被昏君崇桢皇帝杀害。《碧血剑》正是将此一报父仇杀昏君的故事，放在明清之交的大关头来写。昏君葬送了国家，杀昏君，正是为国为家复仇。所以全书贯穿着一种中国文化中所谓“贬天子”、“诛独夫”、兴家国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气质。在《碧血剑》的后面，附有金庸写的一篇《袁崇焕传》，他在写到明万历初年时，有这样一段话：

　　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的老百姓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1582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那时莎古比亚才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以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一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的心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是连续四个昏庸**的皇帝，将这富有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痛苦的深渊。

      读了段话，我们可以理解袁承志复家国之大仇的文化意识与思想深度。

　　“复活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文化神州”的复活。与上述民族复仇意识相区别的是这里不一定以真实的史事如明清、两宋为依托，而是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复苏、复活。“复活”这个辞是借用《圣经》上的一个用语，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苏最后复活。耶苏的复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精神的永生，基督教精神世界的普及人间，二是指犹太民族文化的复活，是犹太民族亡国之后，一个流传甚久的秘密预言，一个潜藏人心的信念。据胡适之先生的讲法，中国历史在殷周时期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秘密的复活信念，一个流传甚久的预言，即《孟子》中反复提出的那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大预言。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末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意思是说，从孔子以来直至今日，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时代象这样近，距离圣人的故乡又像这样近，如果没有后继者，就再也看不到后继者了。胡适之先生说：“这样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他在《说儒》这篇大文的结尾说：儒是殷民族灭亡后的遗民，这些遗民一代一代地在暗地里积蓄着力量，坚守民族文化复兴复活的信念。殷亡国到孔子出生，正好五百年，孔子即殷民族悬想久矣的圣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即文化生命的复活。

　　晚清国学宗师俞曲园也有一个关于文化复活的预言，即《病中呓语》。他的重孙俞平伯曾作过解释，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纷传于世，陈寅恪先生当时也在《清华周刊》上作过肯定的解释。《病中呓语》写于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最令人惊叹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竟一一证验了。如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内战争等。预言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文化历经种种大劫大变然后复兴，“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下”，将来会不会应验，不知道，因为还不到一百年。

　　我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气质，也是一个文化的预言。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念潜潜相通。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基本价值为精神龙骨。而且以高度的热情表彰这些价值，因而我将其看成一部大型的寓言，讲述中国文化复活的伟大传说。不仅如此，全部金庸小说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学、艺术、宗教、医学、教育等，从高深的生命智慧到日常人生的处世经验，应有尽有。没有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如此丰厚的学养，如此浓厚的兴趣，如此强烈的认同。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做到使古老的文化资粮的源头活水涌入现代人生活的自觉意识层面，从而点醒沉睡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灵。第一个证据是他的全部小说都有一统天下的圣贤信念，由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到贞下起元、乾坤大定。这是其他新武侠小说所缺少的特点。全部金庸小说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舞台背景，即一种厚重的乱世风云，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由血雨腥风走向雨过天青的感觉。这跟中国文化中的由天下无道变而为天下有道，拨乱返正，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大预言，有一种思想逻辑上的联系。所以读金庸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联想到诸侯割据、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流血飘杵的中国社会，于是也就自然而然把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的圣人理想，寄托在金庸笔下的英雄大侠身上。这是稍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的基本阅读期待。也是一种文化心理期待，期待民族由衰亡走向新生。这是读其他武侠小说所没有的快感。第三个证据来自他的代表作《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是个前所未有的儒侠，心地特别善良温厚。他从小就中了玄冥神掌深浸肺腑的寒毒，往后在成长的人生途中几乎完全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的故事的大悬念即在于他的重病究竟能不能治好。可是在后来全部治病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奇遇，终于成了一代武林宗师，可以说，他的病以及他的绝症的恢复，都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没有他那入骨的寒毒，就没有他的挣扎的苦尽甘来；没有他一身的绝症，就没有他的千回百转的生命机缘。这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复活过程。后来张无忌在明教禁地练就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仗着绝顶神功，一人击败了六大门派高手相抗而成为明教的首领。这个故事读起来非常令人痛快。而张无忌最大的性格特点即是心善，心善正是儒家生命哲学的精义。无忌正是靠着这一点作人的“几希”，逢凶化吉，无为而无所不为。譬如，为那只百岁老白猿治病，因而得到天下至尊的《九阳真经》，这不正是“仁者爱及万物”的果报？我猜想金庸写这样一个一反武侠旧模式的人物，正是要说出这样一种智慧。其背后的深层意蕴，正是表达民族文化的一种预言。金庸正是在这种地方，超出了纯粹娱乐消遣的小说之上，可以作为更富涵价值意味的文化符号来解读。

豪杰精神

　　在中国文史的词汇中，不是随便可以称一个人为豪杰的。为人排难解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义精神；在生死悠关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操守和气节，这是烈士精神。在乱世中乘机而起，夺取权力，扭转历史方向，主宰群雄格局，这是奸雄，都不是豪杰。豪杰，指那些在历史的大关头，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解生民于倒悬，涤浊世为清平，这才是豪杰精神。只有具备了国身通一的文化品质，才能做出豪杰事业。譬如说历史上的王阳明，就是一个豪杰。王阳阳在青年时代，就精于兵法，热心骑射，不同于一般书生腐儒。中年入仕，冒死抗谏，反对宦官，受廷下狱，谪至贵州的龙场驿，在极其艰困的生活环境中，千死百难，豁然悟道，终于创立良知之学。四十七岁时，为平息朱宸濠的叛乱，王阳明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其卓越的谋略和过人的胆识，仅三十五天就一举平息江西十万大军叛乱，生擒宁藩朱宸濠，被史家誉为“才兼文武”、“奇智大勇”，他的功绩，真正实现了中国儒家以书生手段行圣王事业的大抱负。

　　以此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的大侠，正可以称之为豪杰，可以与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区别开来。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从“国身通一”的标准来看郭靖，他的一生，是与外患频乃、国事多难的两宋时代密不可分的。郭靖是梁山英雄郭盛之后。郭靖未出生，家庭即遭巨变，父亲郭啸天被与金人勾结的南宋汉奸害死，母亲李萍被迫流落蒙古。后来经过各种大磨难，成为一代武学大师级的人物。但是我们觉得郭靖身上最发光的生命特征并不是他的武学造诣，而是他的国身通一的民族文化精忠之魂。比如，郭靖与成吉思汗私交极笃，，成吉思汗对于郭清母子的照顾之情，他铬心难忘。他也曾为成吉思汗打金国立下了大功。但是成吉思汗一旦想侵吞自己的父母之邦大宋国时，郭靖即与他反目成仇了。他向情同手足的拖雷行剌，也是出于同样的民族大义。小说《射雕英雄传》令人信服地写出了郭靖生命中的这一发光的内核。保卫襄阳是郭靖生命内核的最后闪爆。襄阳是南宋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背后即是江汉大平原，元兵一旦顺江而东，再无可守之地，南宋也就灭亡了。郭靖知道守城的结局是悲剧的，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蒙古的铁骑，却依然抱着与危城共存亡的信念，最终在城破之后杀敌无数而壮烈殉国。小说写来惊心动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郭靖的座右铭。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

　　豪杰的另一义是刚健。《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中国文化崇尚一种刚猛有为、百折不挠的生命品质，在艰苦卓绝的生存修炼中达成金刚不坏之身。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在其《老人与海》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不会被打败的，除非他打败他自己。”在金庸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似难以找出与海明威的硬汉小说相媲美的大作品。金庸的出现，使这一历史成为过去。金庸笔下的大英雄，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汉子”这一辞语极美，我们首先会想到令狐冲。令狐冲的一生，惊心动魄极了，我们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一位伤痕累累、身遭奇耻大辱、独步江湖的英雄。令狐冲在金庸笔下磨难越重，经历越惨，越是显出他刚健不衰的生命品质。比如，从他的感情生活来说，他不像郭靖那样有福气，得到黄蓉的相依不舍，更不像张无忌得四个姑娘的痴心。他痴恋师妹岳灵姗，却得不到师妹的爱。师父又将他逐出师门，说是武林正派人人得而诛之。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真可以说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可是他却苦志不渝地一心想求师父的谅解，有朝一日能回归师门。他受了重伤，又被桃谷六仙滥施救治，比张无忌更惨，带着重伤去救任盈盈，又受少林寺方僧的围攻，滚下山去，伤势愈重，成为不治。最后与岳灵珊比剑，又为感谢师妹，而有意失招，不幸长剑穿胸，重伤倒地。金庸将他放入最惨的环境中磨炼，可以称得上金庸小说中的第一硬派小生。读了《笑傲江湖》，可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丈夫；可以使年青人懂得，吃苦是人生的正常，没有吃尽天下苦，就做不了大丈夫。《连城诀》中的狄云，经历也极惨，吃苦也极多。开始只是因为他的师妹被别人看中，他就被仇人打入死牢，用铁链穿了琵琶骨。后来在死牢中又被丁典误认为是奸细，天天毒打，打得他上吊自尽。死后又被丁典以神照功救活。后来逃出监狱与仇人格斗时，与仇人几乎同归于尽，醒来已在长江边的一只小船上，船漂到一个破庙，因为无意中误穿了恶僧宝象的僧袍，又被水笙误当作坏人，纵马踹断了一条腿。后来在川藏边界的一座大雪山中，与仇人、恶人展开一场殊死的恶战，这是金庸小说中场面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恶战。金庸写狄云这个人物，不仅肉体受无情的摧残，而且精神受巨大的创伤，其内心创痕之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为什么？因为其人与生俱来的命，就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恶”。换句话说，小说全部情节建立上狄云被世人视为“恶人”的基础上。狄云最为可贵的即是尽管如此，他不行恶。为了洗清自己蒙上的罪名，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象征着中国儒者被厚诬、被符咒、而绝不放弃行善的本色。可杀而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正是刚健生命的精神源头，也就是最艰难的困境中依然保持人性的高贵，生命的正气。

天地良心

　　中国哲学家说的“天理”，中国老百姓说的“天地良心”，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历史中的理性精神，人性中的理性精神。最大的“理”，贯穿历史、宇宙、人生的“理”，就是“善”。金庸小说为什么久读不衰？为什么可以传下去？为什么上至教授学者，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喜读其书？因为金庸总是讲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讲一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在心头口头传诵的故事，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终将战胜残暴，干戈终将化而为玉帛，人性终将归于天理。这是金庸小说的大气象大境界，在这里，有无限的庄严，无限的美，一种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这是金庸小说通向中国文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命脉。

　　不是为打而打，为杀而杀，为武功而武功。透过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武林中的恩恩怨怨，背后总是看得见人类的道德心情，历史的理性之光。金庸小说写人性的恶，也写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并不感到是在展览丑恶、渲染暴力。人性的恶，恰更加反衬了人性的善的可贵。如果仅仅是以情节的离奇精险、场面的剌激感官为目的，金庸小说是不会使人如此血脉贲张、如此回肠荡气。从大处说，它满足了更为深层的道德感、正义感，做人的尊严感。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真正的穿透力，透过感官的震荡，直达人性深层的感动。

　　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曹操其人，在中国老百性的眼里，乃是一奸雄，一小人，这是翻不了案的。金庸笔下的人物，则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无论遭遇怎样悲惨的折磨，无论遭受世人如何的误会，绝不会改变内心所秉持的道德精神，做人的正直态度。如郭靖、黄蓉、令狐冲、张无忌、狄云、胡斐、苗人凤、段誉、虚竹……，几乎没有不被人误会为恶人的，几乎没有不被投入兽性的环境中的，但是依然生命没有往下沉沦、往下飘坠，可以用古人的“择善固执”一语，来概括所有的大侠的人性精神。人们往往用“择善固执”来说屈原，而金庸笔下的人物，往往令人想到屈原，那样的孤愤耿介，那样的孤苦无告，那样的举世非之而九死不悔。屈骚的精神，也就是择善固执九死不悔的精神，应当是金庸小说所追求的壮美的源头。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要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同时，读金庸小说，又往往令人联想到佛家的大慈悲心、大悲愿心。不是自利的小乘，而是普渡众生的大乘佛学。我认为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跟儒家人性善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金庸笔下的高僧，都是具有真正第一流的境界，与儒家圣贤的境界，潜潜相通。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尚，公认为是金庸小说中心地最纯良纯美的一个小和尚。没有一点机心，却有无限的同情心。在各种生死关头，从不想到自己的性命，只想到救人，在杀人不眨眼的女魔面前，也迂腐地讲不能杀生的道理。正因为他心地善良，他得到了他不想得到的一切。比如为了救走火入魔的段延庆，出手捣乱棋局，却解开了玲珑棋局，从而得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一生的功力，而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为了在众人面前，救出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子，他真的是不顾性命，背起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谁知这小女孩竟是天山童姥，因此而得天山童姥传授武功秘诀。比如说《笑傲江湖》中的方证高僧，真是一位慈悲为怀，宽厚待人的长者，连魔教枭雄，也服他是真正的武林领袖。再比如说《神雕侠侣》中的一灯法师，甘冒武功全失终生残疾的凶险，以毕生功力救治垂危的黄蓉，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佛经中“割肉饲鸽”的慈悲精神。裘千仞是一灯大师的宿敌，早年为个人野心所驱，入大理国王宫行凶，造成一灯大师终身不幸，但当裘千仞在华山顶走投无路被迫跳崖自尽之时，他却出手挽救了裘千仞，事后裘千仞皈依一灯大师座下为僧，法号慈恩，但由于尘缘未尽，凶气难除，他屡犯佛门戒律，有一次终于向他的恩师痛下杀手。一灯大师甘愿以血肉之躯，承受铁掌重击，重伤呕血之后，又将他点化，使他终成正果。这真可以称得上佛经上所说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另一个舍身饲虎的高僧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寺方丈空见法师。他点化谢逊的故事，成为金庸小说中一个动人的经典故事。谢逊是一个遭到家庭巨大劫难的大侠。二十八岁时，他的师傅假装喝醉了酒，奸污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全家，从此谢逊就走上了愤世嫉俗、滥杀无辜的道路。终于因为在江湖上杀人过多，成为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少林寺高僧空见为了解救江湖上的灾难，找到谢逊劝说，谢逊说：“你如果真能承受我三掌，我宁愿出家少林寺，拜你为师。”空见法师宁愿以一己之身，换取天下人的幸福与安宁。在三掌之后，遂成为废人。而谢逊终于成为少林寺僧徒，后来终日听高僧说法，回首往事，由悔恨而得彻悟。

        金庸小说中人性向善精神的其他表现：恶人的性格发展方向，不少是趋向善的转化；注重人的性格发展中的“良心的发现”，譬如谢逊听见殷素素临盆婴儿啼哭声，唤醒良知。以及女性的心地善良，譬如《笑傲江湖》中的仪琳与令狐冲，《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与杨过，《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与其夫人等。女性的爱情在这里都具有一份超乎男女之情的崇高意涵：或是默默忍受一切、冥冥中期企对方幸福为最大幸福，不以得到与占有为最终目的；或是以十几年甚而毕其一生的痴恋、畸恋，来证明人类情感世界所真正具有的无限、深广。──这些从文化精神上说，都通往中国儒家人性精神深刻的要义──人性善的根本义谛。

友道之美

　　读《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的故事，我不禁联想到六朝时有一篇小说叫《广陵散》。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深夜里，晋代名士嵇康，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沉寂的荒郊野外，偶然和一个提着自己头颅的鬼魂相遇。这个鬼魂是数千年前死于非命的人，是古代的音乐家。他由于喜欢嵇康的乐曲，不顾“形体残毁”，真诚相见。于是，一个生人和一个断头鬼在一片茫茫夜色之中，促膝谈心，论琴讲艺，志趣投合，完全不以异类为非。就在两人如此情真意笃的友情之中，这个古人鬼魂才将自己数千年来从未传授的千古名曲《广陵散》传给了嵇康。这篇小说，奇特怪诞，作者仅用了三百多字，写孤夜，写荒郊，写鬼魂，写琴声，描出一幅清冷、古朴、奇幻的意境。在这意境之中，完全是赤裸裸无遮掩的灵心的相通，人性的照面。可以说这篇小说之所以营造出旷野孤魂的意境，乃是为了剥去一切世俗的社会价值，一切人为的外在规定，在一种完全的心与心的相通相遇之中，完成人性的崇高之美。这篇小说很负盛名，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优美的经典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陵散》人微言轻音乐，已经亡佚了；但是人微言轻人性精神的美，却似乎从未亡佚过。你们看《笑傲江湖》中的同名乐曲，不正是可以作为《广陵散》的化身么？刘正风与曲洋，一个是正派的高手，一个是魔教中的四大长老之一，因为音乐，使他们成为生死不渝的知音。正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通，超越了一切正邪孤界限，一切宗派的偏见。刘正风说：“言语文字可以撒谎作伪，琴瑟之音却是心声，万万装不得假。”通过琴瑟之音的沟通与倾诉，达到心心相许的境界，这正是《广陵散》的真精神。刘正风被五岳剑派迫害得家破人亡，依然认定：“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最后，二人均受致命之伤，却置性命生死于度外，于衡山脚下一座悬崖边上，一个吹箫，一个弹琴，合奏《笑傲江湖》一曲，二人各尽平生怀抱，曲终握手双手跳崖而死。古罗马美学家朗加纳斯说：“崇高的美，来自于伟大心灵的回声。”通篇《笑傲江湖》，充满着回荡着这种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中定得最震撼人心、最美，又通往中国文化精神的场面之一。

　　我现在看文学作品是依据一个整体模式。简言之，即历史──社会──个人的连续有机体。历史过程包括文学体裁与母题的历史重建及其嬗变过程；社会过程包括文学的社会支援机构（出版、期刊等）、对文学的态度、趣味和信念、传播途径与场合、文学教育与训练等，总之是指社会架构、文化精神、时代心理与文学的关系，而个人的过程则指个人的创造、体验与接受的个性化因素以及其认识结构。这三个过程是辨证有机双向的不孤立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个模式看，金庸的成功不在后一环节，也不在前一环节，而在中间环节。即他充分满足了他那个社会的精神渴求，雅与俗、从场合到时段。

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作为文化符号的金庸小说现象，是怎样与他的社会发生一种亲和力，一种纽带、脐带的功能，一种“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文化的亲缘”。

199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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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给自己存点资料，也希望大家共赏。

问好！

重大哥的文章，闲暇之余，茶饭之后。看看，获益匪浅。
静静的看就好了，不说话

谢谢，可惜不是我写的，也写不出这样的好文。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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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
作者：何平


给活泼好看的金庸武侠小说做学理性评述是件相当煞风景的事，似乎应了焚琴煮鹤这句老话。好在前贤有言可为凭借：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读金，则“所求者狭而有限，所得者亦狭而有限”(陈世骧语)。以文化阐释的眼光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大而言之，似可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遭遇变迁提供一个较为切近的实例；小而言之，亦可为“金学”中的专门问题——金庸盛年封笔的原因给出一种新的解释。得失相抵——代价是牺牲一些作为纯粹小说读者的阅读乐趣。在中国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早已泛化溶解为无所不在的人文经验和行为习惯，它已精密地编织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态中。如果说在以权力为媒介和以货币为媒介的领域内，传统中国已不复存在，那么在以语言为媒介的领域内，儒、释、道的精神传统仍然缠绕着当代中国人，塑造着他们的文化眼光。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和传统说部风格的金庸小说在海内外汉语圈中经久不衰的轰动就是一例明证。然而，反过来看，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在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劫变中历经折磨和煎熬，它在解体中挣扎，在挣扎中解体。这就使真正能够体现中国精神传统的文化创造总是潜埋着无可排解的困惑和绝望。这个也许不无唐突的论断同样适合于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笔下的武林是一个微型政治社会。在金庸小说中，传统武侠小说的基本事件，如保镖、寻仇、侦凶、比武都让位于政治事件或被赋予政治色彩。侠客或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参与者，或是区域政治秩序的维护者，或是武林自身政治活动的安排者(如推举武林盟主)。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是儒教伦理，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儒、释、道三教中，儒教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社会具有最大的亲和性。在实际生活中与武林一类秘密社会关系极深的道教在金庸小说中并无有力的表现，这可能因为道教在思想上蹈袭多家、流品甚杂、题旨不明而不为作者所取。中国历史上以“高尚其志”自许的学者文人对容易堕入左道的道教总有一些鄙视，金庸本人对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王重阳、张三丰尚存敬意，但一些道教派别如全真派、上清派在他书中却常常出任尴尬甚至反面的角色，这或许与作者未必自觉的清流心态有关。而越到后期对金庸小说影响越大的佛教从理论上说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它难以成为进入武林这样一个微型政治社会的入口。这样，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金庸小说与儒学的深刻联系在于小说中的武侠形象充分抒发了中国文化草创之初的原儒情怀，金庸以其独特的儒家文化言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阳侠阴儒的江湖英雄。近世学人普遍认可用“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内圣外王之道来勾勒儒家的基本面貌。熊十力对圣王之道的概括是：“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读经示要》)。金庸笔下的侠客行程，完全遵循了这样一种内外交修的轨辙。对金庸小说中的英雄来说，名誉、地位、情面，甚至武艺都不是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认识、践履武林正道。体认武林正道，可取径“内修”，如从明师、据秘典练艺修德——比照格、致、诚、正之目。但仅此尚不足以称为侠士，《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对胡斐说，一个人学武，如不能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这就是“家国天下，皆吾一身”的外修之途。卫国御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都是外修之目，在这种种项目中，金庸蓄墨最多之处恰与春秋战国时原儒的圣王怀抱如出一辙，即拨乱返治、混一天下。金庸的武侠小说几乎全部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举其大者，或以外患频繁、国步惟艰的两宋为背景，或以内患不止、九州沸腾的明清之交为舞台。武林的挠攘与世变的风云交汇：列强蜂起、弱肉强食、民不聊生、天下分裂、武林大乱。金庸笔下的群侠正是从这种地覆天翻的劫难中走来，从乱世儿女到济世英雄成为他们命定的人生之旅。幼遭大难、迭经磨炼而终肩大任的郭靖、杨过、袁承志、乔峰等莫不如是。金庸小说中厚重的乱世风云完全可以映照千年之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儒亲历的社会文化激变。同为乱世之人，原儒的思想指向和侠客的行动路线便有惊人的一致。原儒圣王理想中最高典范尧、舜、禹、汤、文、武的最大功业是“协和万邦”、“四界除而天下咸服”、“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咸和万民”，即《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的王者“一乎天下”。大一统最坚强的论据是防止以夷变夏、使生民“被发左衽”。这个汉族中心的一统主义也就是金庸的侠士们念念不忘、以死相殉、根本性的英雄道义：郭靖死于国难、杨过力诛狄酋、张无忌中兴明教以光复河山、袁承志力有不逮而飘桴海外……金庸的全部英雄故事，都能以一统、叛乱(内乱和外乱)为道义之极、事功之极的思路来贯通。在大动荡的世纪之初诞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小说背景置放于纷纭乱世之中，但金庸以前的侠客小说多以乱离之世卑微人物的挣扎自保和遁世者的离奇经历来敷演故事、铺陈情节，精神价值甚低。金庸(还可以包括梁羽生)的特殊贡献在于他终于为侠客开出一条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的行动路线，把侠士形象引领到令人眩目的英雄境界。金庸群侠的英雄人格映现了原儒有天下之志的圣王气象。他们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如郭靖)；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至死不变”的强儒(如乔峰)，人们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的是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是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担当，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是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操守。这些刚毅勇猛的侠儒，绝非循规蹈距、“衣冠中”、“动作慎”、“难进易退”、“粥粥若无能”的柔儒、腐儒、乡愿之儒、小人之儒可比。战国以前的原始儒家是从殷周贵族中的武士阶级转化而来，金庸小说复现的正是式微已久的那种文武兼包、大义凛然的原儒真精神(真实历史上的儒、侠分合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小说家言中的文学人物不必与正史所传的朱家郭解之流简单比附)。与群侠践履的春秋大义相表里，在思想上宰制金庸小说全局的是儒教伦理的正统框范。原儒强调以道统超越政统，金庸小说中也不乏薄诋朝廷政统之处，但道统也是正统，从武林正道推衍出来的武林正统，其儒教特征历历可见。武林中侠义道和黑道、正派和邪派之间有着画然而分、不容抹煞的界限：简单的儒教善恶观统驭着复杂的世相。武侠世界也是一元的，一元的标帜是几乎所有英雄故事都有武功天下第一之人和百般武艺莫能与之抗的武功秘籍。儒教正统以价值优先，《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武功未必首选，但因行事磊落，自称所杀者皆为奸恶之徒，生平未伤过一个好人而被作者安排为武林领袖，颇有“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意味。儒教正统讲究等级，在既定秩序等级阶梯中愈下者价值愈小，武林中的阶梯是武功，金庸对他笔下武功高强的“大奸巨恶”到从不滥下杀手，常有很多的周旋和怜悯，但对武功三、四流者的生命权从不重视，尤其当武功低微者堕入黑道后，常常被英雄侠士毫不在意地扑杀，洪七公称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比起英雄要成就的大义，小人物的生命当然就无足轻重。 英雄道义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作为儒教重要精神传统的夷夏之辩，不仅仅是纯粹观念，还是一种眼光，一种心态，它决定并限制了儒家的视野。仔细审视金庸小说，这种限制不仅见于种种英雄故事，还可见于故事作者本身。它表现为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人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和金庸为武侠世界立照传真时的圆熟精巧相比，他对异质文化的观察表现没有那种平实亲切的大家气度。《天龙八部》中对辽、金的描述、《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除金庸一贯的诙谐穿插其中、尚可称道外，其余乏善可陈。儒家正统常将化外之民、域外风情目为怪异，“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儒教文化视野对作者才情的限制并不止于描写“夷狄”一端。金庸是位写情圣手，他为师徒之情、朋友之情、父子之情都留下过动人的篇章，然而唯独对男女爱情的刻画没有与作者的才华和努力相称的贡献。金庸曾在《神雕侠侣》中着重描写人的强烈感情，其中杨过的偏执激烈、小龙女的孤傲怪僻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这两位主角之间如何产生“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作者并没有令人信服或令人感动的解答。采撷印象，两人的结合更像是杨过负气任性的“反潮流”，不具备多少爱情的成分。其实，局促于绝对男性中心的武侠世界，真正体现女性气质的风采和行为是很难表露、很难发展的。出入于武林的妇女或者是男子的附庸，或者思维举止彻底男性化，独属女性的魅力无从展现，爱情云云便成为一句空话。金庸的武侠小说出现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华夏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期：中国文化在新学进入的百年激荡后，终于产生了一批路向不同、结果迥异，但同样影响深远的解答和试验。仅香江一隅，就有两大盛事，一是当代新儒家在此地正式开派，尔后蔚为大观，成为学界富有号召力的思想运动。另一盛事就是可追比元剧的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异军突起。这两大盛事之间未必有直接的思想联系，但都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无论以后的成败如何，金庸和新儒家的创始人以他们卓越的天才和深刻的学养，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重要的章页。以金庸小说而论，在世纪之初似乎已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居然能支撑起如此出色的英雄故事，赢得这么多的读者，这是任何自作聪明的论家绝难想象的。然而，正因为金庸进行的是认真的文化创造，他无从回避他小说中的思想矛盾和冲突，也正是因为各种层面的矛盾交错，成为他最终封笔的重要原因。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金庸是在真实历史的废墟中，寻找能够超越历史的精神遗迹。另外，金庸对判然分明、却于理不通的江湖是非也始终有很大的保留，他笔下常常出现黑道中性情真率的热血男儿和侠道中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这些处置既无损于作品的基本风格和主体结构，又明显提高了它的美学品位和思想张力，如果没有其他更为深重的矛盾挤压，金庸小说的既成局面很难被突破。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及稍前的《笑傲江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突变。这种突变可能主要来自作者对当代文明制度和主导思潮的思考和认同。从思想上说，《鹿鼎记》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具有总结意义的高峰之作，但也是在这一思想高峰上，他亲手埋葬了那些光茫四射的英雄故事。金庸在《鹿鼎记》中以奇正相交的叙事结构，对儒教正统以辛辣的嘲讽和笔酣墨饱的揭露。正统在书中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愚昧、无耻和失败。《鹿鼎记》以清康熙朝庄廷《明史》案开篇。坐实庄案的根据仅仅因为庄篡《明书辑略》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触犯了满清的正统，遂酿成株连极广、屠戳极酷的大狱，悲惨的结局昭示着正统的残酷；作者再把目光投向江湖：反清复明的英雄正在为在明帝后裔中拥桂还是拥唐，“到底正统在隆武、还是在永历”拚命厮杀，大内哄里还有小内哄，拥唐派内部又为郑成功孙子间的争位水火不容，天下第一英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因此死于非命，这是正统导向的愚昧；尤其可笑的是，江湖黑道枭雄、神龙教洪教主以霸术逆取天下，作恶无所不用其极，却也想有一个正统出身，为了从韦小宝处查证载有“教主洪某，……仙福永享，普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的所谓石碣遗文，受骗上当，从此走上身败名裂的末路。正统的荒谬至此显露无遗。在正统掩盖下问鼎逐鹿的权力斗争中，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它只会滋生阴谋、诬陷、杀戮等各种丑恶，借用***的名句，这“一枕黄梁”，“洒向人间都是怨”。《鹿鼎记》中的主角是江湖奇人韦小宝，他的奇特经历从反面再次映证了儒教正统的失败。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毫无地位、被儒教正统(无论是朝廷政统还是江湖道义)视为无物，他自己也视正统为无物的小流氓，在书中出将入相、权倾朝野，身为清朝鹿鼎公、天地会青木堂主、神龙教白龙使、少林寺晦字辈长老。他建立的勋业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这个满嘴脏话、一身痞气的奇人除秉持朋友义气之外，对一切道统高调都不感兴趣，他的“深厚福缘”和成功秘密在于他既熟悉道统背后黑幕中的种种游戏规则，又从不认真投入任何黑幕游戏。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又是**传统的超越者。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韦小宝代表了一种毫无审美价值、无赖、功利但却生气勃勃的市民理性对各种传统文化理想的胜利。金庸在《鹿鼎记》和《笑傲江湖》中实际上已正式面对着一连串的发问：佛教正统的学理性、历史性失败能不能避免？外夷内夏的汉族中心主义有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国传统的实用文化(如神乎其技的武艺)足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说到底，如果英雄道义能摆脱偶然性、或通过偶然性真正落实，它会不会带来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金庸对这些问题都给予明确的否定。构撰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的《鹿鼎记》中的激烈态度，很可能与作者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情有关。无论这种态度能否获得普遍的响应和久远的生命，对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来说它确确实实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儒教伦理的精神龙骨已被拆除，韦小宝以后，侠义英雄尽成前朝故事。《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事实上，从金庸自身的思想逻辑看，对儒教伦理的排斥早已发生，这就是在他后期小说中渐次凸现的入佛倾向。无论如何，金庸对佛理的精研会心，最终会使他告别儒教。从他的小说脉络来看，金庸出儒入佛的思想进程表现为从塑造英雄人格到追求彻悟境界的大变向。儒释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差别是：儒教将一切问题都化约为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佛学则将万千世相提升为人生问题、哲学问题。思维一旦向存在、意义、底蕴、目的这样的终极问题展开，儒教的浅薄僵硬和佛学的深入明达就会高下立判。从其小说中看，金庸并不囿于佛教中的哪一个宗派，而是在佛理的高度统摄浩渺人生。他既有对佛法的心得意会，更有直通佛心的顿悟创见。释尊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土。”佛经云：“一切世间微妙善语，皆是佛法。”佛学如海，不仅深藏着已有的种种智慧，还接引容纳新的证悟。准确地说，金庸的入佛，是对人生一种佛学取向的哲理性思考。在《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书中，金庸的佛学智慧已灿然可观。《笑傲江湖》中风清扬传令狐冲独孤九剑，剑意要旨是顺乎自然、体察天心、任意所之、“根本无招”，这正是佛学中无执无我无心的境界，于武学或是虚构，于“人学”却是极深的见道之言。类似的妙谛心法在金庸中后期小说不胜枚举，或散见于书中人物的机锋，或结撰成醒世明智的故事：有谢逊的止杀顿悟，终成高僧；有杨过自心显现，遂创绝艺；有石破天无识无障，得证大道……在这些小说中，佛学的智慧通过精巧的譬喻形式照射人生，虽然结构上与波澜壮阔的英雄故事尚有主次之分，但佛学的精湛与博大已常常反衬出侠士功业的无聊。似乎有意在全书中绝口不言佛事的《鹿鼎记》中有一细节：朝野上下四方争夺的书是《四十二章经》——这是传说中汉明帝感梦求法所得、首传华土的佛经——其实争夺的是藏于经书中的财宝龙脉图，没有人真正对佛经感兴趣，作者在这里是不是在暗讽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愚蠢？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是《天龙八部》。在《天龙八部》中，儒教伦理的沉重结构完全溶解在佛学的智慧海中。“天龙八部”是佛经中非人非佛的护法神怪，它不仅象征与大理国段家情孽缠绕的众多女子，更可在普遍的意义上指证芸芸众生，象征他们“尘世的欢喜和悲苦”。八部天龙，同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佛学就是在生存状态这种根本局限性的前提下来解说人生的。在《天龙八部》中，对人生情遇的体察和同情代替了生硬的道德判断。书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环环相绕、因果交错的宏伟布局，使一切简单的伦理尺度被复杂、不可确知的生活消解于无形。书中几十位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苦恼、孽缘、果报和流转，害人者人害之，杀人者人杀之，世界的主题从善恶交争转变为业报和超度，转变为破执、破妄、破惑。执著于情、执著于艺、执著于恩怨、执著于权势、执著于胜负都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的杀孽，给自身带来永远的追悔。金庸以最有力的一笔，写下了萧峰的英雄悲剧。萧峰具备了传奇英雄的所有品质，经受了悲剧角色的各种磨难。他最后为了消弭辽宋之间的战乱，为两族人民争取安居乐业的可能而胁迫辽主，事后引咎自杀。萧峰行为的动因是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是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是朴素、坚定的反战主义，它已经脱离了汉族(或辽族)中心主义和英雄道义的伦理轨道，是破除各种话语蒙蔽后对事实的本原性判断，但他终于又死于以下犯上而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的儒教正统观念。萧峰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无数百姓求生，再退回一步却只能引箭自裁，这大概是他始终不脱武林英雄本色的最后果报。萧峰在儒教伦理中的出生入死，实际上早在《鹿鼎记》之前就已经为金庸的全部英雄故事打上了句号。《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是悲天悯人的仁恕和宁静淡远的高致。金庸金盆洗手、息影江湖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武侠小说读者津津乐道的依旧是红花会、胡斐、袁承志、郭靖……的英雄故事。很多人并不满意《鹿鼎记》、不满意金庸的封笔归隐。也许，能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眼光亲切应合的还是传统，智识者的彻悟永远是智者本人的寂寞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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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金庸：走进查先生的香港办公室
发表于 2009-12-03 20:14:17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80 岁的金庸正忙于完成导师布置的寒假作业，为了顺利拿到剑桥大学毕业证书，他忙得连下一盘围棋的闲暇都没有了，人生大富大贵后，原来最想要做的，不过是完成少年时的未竟之志。本报记者目前在金庸先生的香港办公室，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文/ 曾进　 赵家当( 香港)

　　如果读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金庸小说系列后，再遇见生活中的金庸——查良镛，你会认为这是两个人。这位华语世界读者数量第一的作家，身高1.75 米左右，戴一副金丝眼镜，皮肤白皙，斯斯文文。如果仅以外貌度之，没有多少人能认得出这个时常出入于香港北角一栋普通商务大楼的老人。

　　1月12 日下午4 时许，金庸先生比约定的时间更早出现在自己的明河出版社办公室内，接受了《外滩画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到办公室后，从黄色公文包里抽出准备《外滩》采访的资料，将公文包轻轻放到办公桌左下角，缓步走到隔壁助手吴小姐的办公室，将资料交给她。前些日子，由于心脏不大好，他左腿的血管被抽掉一根，接到心脏上，行动也开始变得吃力起来。刚从英国回来的金庸，先是和久没见面的员工拉拉家常，再走到前台看是否有新近的报纸和信件。

　　当记者提前5 分钟到达时，他打开大门笑脸相迎。伸过来握手的那双手，给人温暖厚实的感觉。这就是金庸—一团和气，说话如和风细雨，浓重的乡音甚至让人有点听不清。

　　记者采访时提的那些问题，不过是他人生起伏中的一些小石小沙。在回答完了《明报》风云、武侠往事、博导风波等问题后，他反客为主，像长辈关心小辈般，反而关心起记者本人的经历: 什么地方念的大学? 家乡在哪里? 工作单位好不好? 结婚与否?沪上文化名人的情况等等。每一个问题，都会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1949 年以前，自己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几个四川同学、一张藤椅、一碟南瓜子、一段龙门阵??

　　1948 年，在去香港的飞机上，《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给他10 块港币，那时的查良镛，连出租车都坐不起。现时的他，早已是亿万富翁。他那近200 平方米的超大海景办公室位于25 层，两边的窗户占据了半面墙壁，窗外即是维多利亚湾，一艘白色的巨型游轮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海水湛蓝、高楼巍峨，香港的浮华和浪漫似乎触手可及。另外一半墙壁则被书籍填满，墙内还安装了“机关”。“机关”打开又是一排排的书架—左侧全是他自31岁起写就的武侠小说的各种版本，右侧则是滋养他精神和灵魂的各类书籍。

　　到了80 岁，金庸连下一盘围棋的闲暇都没有了，眼下最紧要的事，便是赶紧完成导师布置的寒假作业，按时拿到毕业证书?人生大富大贵后，原来最想要做的，不过是完成少年时的未竟之志。

　　B= 外滩画报

　　J= 金庸

　　听说《无级》一塌糊涂，我没去看

　　B: 您已经完全辞掉了在浙江大学的职务吗?

　　J: 辞去了，他们同意我辞去了，但是帮我保留了教授职务。等我的病什么时候好，他们还是欢迎( 我回去)。薪水没有了。我有10 多万元的薪水没要，成立了金庸基金。( 因为) 有很多学生苦得不得了，交不起学费。

　　B: 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放在读剑桥的学位上吗？

　　J: 对，读书。现在放假回香港。

　　B: 您每天花在读书上的时间有多少?觉得辛苦吗?

　　J:( 每天) 读书4 到5 个钟头。喜欢就享受，不是辛苦。现在不用做工，读书是很大的享受。以前办报很辛苦，我每天要写一篇社评，写一篇小说，一些大新闻我要看过，一些新闻还要教记者去采访，教他们做什么新闻，怎么研究。

　　B: 平时晚上几点睡觉?

　　J: 晚上看看电视、看看电影或者读书，随便看看，到12 点。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我也( 都) 看。

　　B: 最近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和陈凯歌的《无极》看过吗?

　　J:《千里走单骑》我没有看过，《英雄》我看过一点。大家批评说：不好，我也觉得不好。张艺谋的历史观和我完全不同。他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秦始皇很好，跟我(的)观念完全相反，所以我不同意。陈凯歌最近的《无极》( 听说) 也是一塌糊涂，人家批评家说不值得看，我(觉得)花两个钟头没意思，我没去看。

　　B: 那中国大陆的导演您喜欢谁?

　　J: 张艺谋本来蛮好的，我喜欢他。

　　B: 您觉得谁拍摄的武侠电影比较好？比如徐克或者张彻?

　　J: 武侠电影我没有( 怎么) 看过。徐克，我不讲这个人( 我) 喜欢不喜欢，不提。因为他跟我认识，我对他批评( 得) 太差，所以不好意思提。No Comment。

　　B: 你平时怎么锻炼身体?

　　J: 家里有个机器，就随便走走路。平时会在山上跑一圈。去年有点冷，就不跑了。

　　B: 还有什么其他爱好?

　　J: 现在没工夫了。忙着写论文，要交给老师。我自己也要修改一些。寒假作业很多。

　　B: 您家藏书特别丰富，都是自己一本本买的吗?

　　J: 是。我搬家的次数特别多，丢了很多; 现在想起来很可惜，很多( 要) 用的书都找不到。我出门旅行，( 在) 英国和日本都买的，我太太去时装店Shopping，我就去买书。我家的书和办公室里的书差不多一样( 多)，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书库，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书。可能(一共)有几万册有用的书 。

　　B: 您认为对您文学生涯最有影响的人是谁?

　　J: 中国古人，司马光、司马迁这些人。( 我) 还是史书看得多，苏东坡( 的文章)我看得多。近代作家，沈从文文章写得好，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

　　B: 谁是您曾经崇拜过的偶像?

　　J: 我当时喜欢看沈从文的书，很佩服，( 但) 也不是崇拜。佩服就可以了。

　　B: 您很喜欢下围棋，听说您以前专门从大陆请了很多围棋专家?

　　J: 是啊，是啊。聂卫平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我还请陈祖德到我家里住了半年。我也到日本，请人教过。学围棋很难的。现在不大能下了，很花时间，下一盘棋要好几个钟头，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下了。

　　B: 您做导演和编剧时，还学过芭蕾?

　　J: 是的，我学过音乐、舞蹈。我当时做导演，音乐、舞蹈不懂，就去学了。我导演过《有女怀春》，就是英国奥斯汀(写) 的，非常好。

　　朋友来往照旧，但没共同话语了

　　B: 您卖掉《明报》后，还有什么生意吗?

　　J: 没有什么，只剩下这家出版社，亏本的。这里有一间office，就是用于你们来访问、见见朋友。我也基本不来的，主要忙于读书。

　　B: 从英国剑桥回港后，和哪些朋友联系得较多?

　　J: 张彻死了。倪匡在美国，不常回来，最近我请他到韩国玩了一次。倪匡现在也不写稿了，年纪大了，享受生活了。蔡澜我们倒是常常见面。跟老朋友还是来往的，但没有什么共同话语了，他们都在谈什么办报，我不大有兴趣，讲电影我也不大有兴趣，就风花雪月地乱讲讲。

　　B: 和老朋友主要谈什么，比如和蔡澜谈吃吗?

　　J: 主要讲闲话。比如( 都) 认识乙小姐，就跟甲小姐谈她结婚没有？生孩子没有？( 和) 蔡澜不能谈吃的。他喜欢吃的，我全部不喜欢。他写的什么( 东西) 好吃好吃，我说，不行，这些我不喜欢。我是上海人，他对上海菜完全不懂了。他写福建、新加坡，这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们两路的。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好吃。

　　B: 春节有什么打算? 和子女一起过，还是去澳洲?

　　J: 去澳洲，我太太( 是) 澳洲( 国籍的) 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春节时我们就去澳洲。子女不过去。我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小女儿和儿子在香港。平常每个星期六聚会一次，我请他们吃一次饭。

　　B: 您的孩子名字和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吗?

　　J: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我是“良”字辈，儿子是“传”字辈。一门忠良，传家效尤。

　　忙着写有关唐朝的博士论文

　　B: 您在英国主要读什么? 每周几次课?

　　J:( 在) 剑桥念历史。一星期念两次，我去学校一次，老师来我家一次，一次2个钟头。外国大学跟中国不大一样，单独一个人( 教学)。每次五六个硕士和博士一起读，老师找了很复杂的古书来读。除了读书外，我在牛津大学还有一个工作，那里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我是高级研究员。

　　B: 您的导师是谁? 同学多吗?

　　J:Professor David MeMullan。我们没有班级，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同学。台湾的一些小朋友会来找我，问一些历史问题。

　　B: 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剑桥，考进去的吗?

　　J: 不是。2004 年，他们给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我没有大学和硕士学位，进入牛津、剑桥很难，( 即便) 英国人也很不容易进去。我大学没有毕业，曾经在上海念书，但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当时上海快解放了，一打仗什么毕业考试都没有了。我没有大学文凭和硕士学位，他们要我重新念硕士学位，再念博士学位。

　　B: 您和夫人就是两个人去剑桥的，没有带秘书吗?

　　J: 没有，她帮我打字。我很讨厌用电脑，这个发明对人类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我喜欢用笔写。我跟学生演讲的时候举例说，拿100 台电脑放在那里，看它们是否能发明牛顿定律。电脑永远写不出一首诗。现在大陆的网络上，十一二岁的小孩子，( 竟然) 把我小说里面的人物进行改写，进行发表。

　　B: 您在英国的日常生活怎么安排?

　　J: 在剑桥，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人帮我们做中饭，晚上我太太做菜，她是香港人。平时上学就是打的过去。早饭我从来不吃，几十年办报习惯了。在大公报工作时，每天工作到凌晨4 点钟，从来不吃早饭。我以前在杭州报馆做工，以前中国办报纸都( 工作得) 很晚，留下来的习惯就是睡得晚，起身晚。起来就是12 点了，起来就吃中饭了。

　　B: 您读的博士具体研究什么?

　　J: 关于唐朝的，现在我不能宣布，内容也不能讲。英国人写论文，有一个教师委员会，有十多个教师，( 都是) 很有学问的，看以前有没有人写过这个题目，题目和意见如果1980 年( 就) 有人写过，就不用( 再写) 了。所以，我这个题目不能讲出去，一讲出去，别人拿去发表了，我就糟糕了: 学位也没有了，念书也评不上去了。

　　B: 以前您的小说中较多涉及宋、明、清的历史，现在做研究为什么选择唐朝?

　　J: 因为我有新的意见，别人没有写过，我可以写。我写宋朝和大理，看了很多书，也容易写，有人说那个( 课题) 别人研究过了，我不能写。研究宋朝的人，没有新的意见就不能写。

　　B: 您现在研究历史，是否考虑过出版一本史学专著?

　　J: 中国历史很难研究，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等) 这个观点研究透彻了再说。

　　B: 具体观点是什么?

　　J: 我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 历史的发展) 是( 因为) 民族融合，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阶级斗争我就不同意的。所以我要写得很理智，很有资料，所以这本书很难写。我还没有开始写，但我知道一写出来就会被人家骂得体无完肤。人家都是讲阶级斗争，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 的发展)是( 因为) 很多民族融合在一起的。

　　写小说最成功， 办报很难，做学问更难

　　B: 您认为您一生中的转折点是什么?

　　J: 就是办《明报》。现在我研究历史，把《明报》卖掉后，我就开始做学问了。

　　B: 现在还会每天看《明报》吗?

　　J: 不看了，《明报》办得没有趣味。我看《苹果日报》，(虽然)它办得也不好，但是它消息很多，真的假的都有。

　　B: 现在在香港办报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J: 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堕落了，这样对社会有害处。以前我们办《明报》，出了问题，政府马上要处罚，5000 港币，要坐牢的。所以当时报馆会花200 块钱请一些人，专门替报社去坐牢。我们那时( 言论) 不可以这么随便，但是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B:“文革”初期，好像您的报馆也出了事情?

　　J: 当时是因为香港的红卫兵。如果我们反对“文革”的话，他们就要采取武力报复，公开( 说) 要暗杀我。说第一个人已经烧死了，第二个就轮到我了。当时警察局派了两个人，跟进跟出，坐在我家门口。后来周总理宣布不允许香港红卫兵这么搞，才有好转。我去新加坡办了一个报纸，避难2 至3 个月。

　　B:1960 年代时，您和《大公报》也发生过论战吧?

　　J: 是。当时《明报》刚创办，《大公报》是历史悠久的大报。跟我论战，就好像在替我做宣传。后来陈毅出来干预，廖承志也出来干预，让他们不要再围攻了。

　　B: 您当时写的社论很精彩，是不停修改后的结果吗?

　　J: 经常改。我旁边站着排字工人，我还在改。他就说:“查先生，无须再改了，得了，要拿去排字了。”整个报馆在等我的这篇文章。我写文章很慢，要写一个钟头，主要是想的时间比较多。倪匡写得很快，快得不得了，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

　　B: 听说当年您把《明报》副刊的专栏稿费开得很低，倪匡和亦舒都催你加稿费，亦舒好像还写专栏骂过您?

　　J: 其实加稿费是讲不通的。在香港稿费是一样的，不可以加，我是秘密地给他们加的。如果加了，别人报告给他们的老板，我就会收到同行的20 个电话，说破坏规矩、破坏办报传统，他们就会集体对付我。

　　B: 那当时您是怎么把他们这对泼辣兄妹劝服的?

　　J: 倪匡，我就带他去旅行。我买东西，买几个照相机送给他，其他老板是不能抗议的; 亦舒，总之( 我) 有办法，女孩子，我买几个东西送给你。有办法可以，但不可以破坏行规。每个行业都有行规。

　　B: 您当社长时，听说特别爱给倪匡写信，为什么?

　　J: 我不是写信，是写条子。我当时广东话不好，辞不达意，就写条子。讲过话他会耍赖，写了条子，他就不会赖了。

　　B: 您办报时的用人之道是什么?

　　J: 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愿意跟我一起搞，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 是因为) 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B: 所以倪匡说，您是老少咸宜的朋友，能够容忍别人胡闹。听说他还想抢走您那张值10 万元的围棋盘?

　　J: 他比较爱胡闹，( 现在) 他年纪大了，就不了。其实他拿不去，很重的；( 他)不会下围棋，就是口头上讲讲。他很有才气，做人很随便，( 如果) 在自由社会就很好的。

　　B: 您觉得武侠小说家、办报人、历史学家这三个身份，对您现在来说，哪一个身份是最重要的?

　　J: 武侠小说家当然是最成功啦。办报纸很困难，做学问更难了。( 我) 学问未必( 能) 做得好。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怎么好了。

　　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

　　B: 在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您把降龙18 掌改成了28 掌，但是在《射雕》中郭靖仍然使的是18 掌?

　　J: 那你就买本新的来看看。《射雕》没有改，《天龙八部》有。因为乔峰后来自杀了，没有把28 掌全部传下去。

　　B: 听说这次《鹿鼎记》的结局改动比较大，倪匡和严家炎都劝过您?

　　J: 不改了，结局不会变。他们劝的，我都不听，全部不听。人家来劝我，我说你罗里罗嗦干什么? 各人写各人的，你写你的小说，我写我的。你来影响我，永远没有用。不要罗嗦。

　　B:《鹿鼎记》的结局没有改变?

　　J: 没有改变。我主要是文字的修饰(改了) 很多。以前文字写得不好。( 文章)放在那里要仔细地看，文章要改得越多越好。人家问鲁迅先生: 文章怎么写法?他说，你把多余的字删掉就好了。所以我现在修改( 后)，篇幅少了很多。我把过去很罗嗦的字，如“的”、“了”、“吗”什么的拿掉了很多。

天人五衰 有关《天龙八部》的碎片(转)
发表于 2009-12-03 20:01:46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侠之信】
　　《天龙八部》也许非金庸老说面最暗昧，最议论纷纷的一部幼篇。远缘故于故版《地龙八部》电望剧的闭解，在影视评论观各位网朋的心舌之和，褒者以为新《天龙》血腥毛糙，贬者外亦无己认为《天龙》是金庸大说西最俗气的一部。
　　
　　鉴于纲前只有20散面世，角色争辩多在萧峰身上，擒观网上讨论，不怒新《天龙》者认为萧峰该是侠之典型，应是成年郭靖一类的仁爱和义烈；推重新《天龙》者，却看出萧峰身上唤醒对“侠”的疑惑──倒如鲜朱所言，金庸小说阅历着“侠之坐，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破，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正。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续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在《天龙八部》追不过可怕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直里侠义至上的信任，所谓的侠义在《天龙八部》里，如同天人五衰：
　　
　　天龙八部里最高的天神，天人原来是有情众生中最遭罪报的一道，但他们也遁不过循环之苦，死前有天人五盛，郁郁不乐，亦如《天龙八部》里那些极底高手，最完善的道德，最光亮的人格，天神般的武功，都追不过冤孽和悲悯。
　　
　　《天龙八部》是俗气之作吗？《天龙八部》里金庸自己在五舒之后附上的鲜世骧学生书函颇有象征，这一段是对“构造疏松”的辩护：
　　
　　读《天龙八部》必需不源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施展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堪称无人不冤，有情都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凡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却到处躲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检举与讥讽，要求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构造严谨？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面前覆盖着佛法的无际大超穿，时而流露进去。而在每遭动听处，咱们会觉得希腊喜剧实践中所谓可怕与同情，再说句更陈旧的话，所谓‘离奇与疏松’，或许可叫干‘情势与内容的同一’罢。
　　
　　不爱好《天龙八部》的人们，或者是无法接收“离奇和疏松”，或是无奈在书中找到侠义说的善有善报，婆娑世界“无人不冤，有情都孽”，这和《射雕》三部直里善恶因报的鲜亮世界彻底不同，而又同于《笑傲江湖》和《鹿鼎忘》里嬉笑怒骂的世雅红尘。电视剧《天龙八部》假如乐意在艰深性之中坚持一点对原著的敬意，就不太可能是一个完完整齐的劝善抑善，抑眉咽气，仁义无敌。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中人物离偶，情节的公道性争位于意境和寓意，无不有功人之处，有帝王私卿，有江湖豪客，有永生的术士，有俊俗的多年，有神仙天人般的美子，有盗险所念的文治，有诡计，有复恩，有搭救，有误解……天龙八部，人取非人，共聆佛法，从北海到南国，从苏州到天山，因然是南冥有鲲，化而为鸟，竖尽四海。这么恢宏超常的众熟，结篇却是领了疯的慕容复在坟园沉迷于帝王的空想，一群大女嬉啼着表演君官换糖吃。一个清楚不功的寓言：红颜皂骨，才干、罪业、家口、憎爱如含如电，梦幻泡影。在这个寓言之上，那后面五大舒的热烈同回于一个幻影，穷凶极恶，《天龙八部》表奇怪的缘法，已必是推翻豪杰客义，但至多有着深入的哀伤和疑难，亦邪是这欢伤和疑答，玉成了好汉之所认为英雌。
　　
　　金庸在释名篇里暗示，他乃是以佛教中的天龙八部象征小说中的人物，这八部神讲精怪“各有独特共性和神通，虽是世间之里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乐和哀苦。”天龙八部的神道精怪，起源于印度教，诡异神奇，佛教在和印度教的竞争中返返假造些他们皈依空门的故事，佛经中也将其列为八部护法。如廖旭日学生所言，虽然八部精怪同聆佛法，但谢世界中他们却有缘发和摆脱之道，小说里写的也倒是众生相。段誉的入世和萧峰的入世互为印证，他们是倾盖如故的弟兄，虚竹的拙遇和乔峰的苦难亦互为印证，他们也是同参小道的冤家。
　　
　　有人把天龙八部对应于书中人物，譬如萧峰为天，段誉为龙，这颇为牵弱，恐怕金庸自己写息时也不存在这种明白的对应，他只是写出了一批离奇的人物，如同佛教神话中那些和凡人共存于天地间的“非人”众生。倒是书中武功最神奇，福泽最深沉的逍遥派高手很象天说中人，临死前的“聚功”即是天人五盛，光华褪尽，枯败而兴。
【萧峰】
　　已经睹武章说萧峰是浅授儒野仁义观点的堂堂小侠，甚至说什么萧峰有诗人气质，儒野气量，那比拟省系。孔子说，怯而无礼则治，萧峰先半死被中本武林所谓的礼义之叙褒斥，告文无门，他也索性睥睨了“礼和义”，奔忙杀害，凭着本性中的浊皂和自豪，为非作歹，着实是孔妻子所谓小人之治。
　　
　　《天龙八部》伏初时的乔峰的状况，应该是一个尽力实行忠义无欺的所谓“侠义首领”，相似奋力留赎一个败年后的郭靖，可是他的生涯被攻破了，无论是出于如何荒唐渺小的理由──一个母人微弱的愤怒推谢了癫狂世界的幕布，乔峰的光亮途径中止了。全部天龙八部，写的是乔峰从这样一个稳固的状况走向消亡，他在天龙里的阅历纠缠着自我认知和复仇雪爱，他被搭救，又搀杂着血统带来的原罪，他被那些教养他的中原武林大豪猜忌，被所谓的奸义爱国者亲近排挤。他确实充斥了重重疑窦，抵触，激愤，误解，价值观的瓦解，在复仇和雪冤的途径上，追不过灾害的网罗密布，他是一个受天谴的英雌，终极固然坦率接收了自人的契丹身份，却无法再对所谓的中原武林有价值认同。但同样他也无法融出契丹营垒，于是在极真个孤单中死来。萧峰身上有经典的东方喜剧果艳：自我认知和复仇，萧峰冲冠一怒，杀人如麻，血性领作时的确凶恶，他追究本人身世杀的人，采用的弱软和坚定，是郭靖不会作的。确实他也自认：我蛮性发生，就什么也瞻不得了。萧峰胸前的狼尾刺青，他的俯天消啸，皆是不可疏忽的现喻,天龙八部私服，象征一种原初的暴发力，起源于神秘的血统。
　　
　　胡军的萧峰，在我看来是比黄日华的乔峰更濒临原著里那个癫狂世界中尽力坚持着浑醉的英雄，乔峰活了三十岁，禀赋神怯，为人上退，又著名门正直侠义道的自幼教导，世界在他看来无疑是非清楚，他自疑他的武功才艺也能让他扶倒锄忠、洞察秋毫，他自造禁欲，仁义因决，无疑也让他自负友人和上司对彼的服膺和爱摘,孔夫子之评《体育评书》 。然而，杏子林中，这三十年来他所熟习的世界翻天覆地，背离，搭救，误解，一切他无从辨红，他看惯了的信赖和友情也都霎时变成了猜忌和亲远。而这一切迷雾中，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身份血统，他自认为浑红忘我的条件被质疑。甚至可以说，萧峰从此走上的，是苦楚的自我修改。
　　
　　世界的无理和癫狂压迫着萧峰，他在诬告中越陷越深。聚贤庄上，萧峰以一套太祖幼拳应答其余汉人往从四险八圆的文治，这时他未经讫了对汉族反统的正讽之心，弯到雁门闭中，对着族人独特俯天消啸，那时他曾经彻顶讥笑官族歪统观，剩上的就是复恩之心了，而一件件血案使他更深天陷进中原大豪的对峙面，有人评估胡军的眼神时常迷惑，认为是弊端。我不晓得是可演员成心如此，萧峰在和阿朱相处时，也仍然不记他的沉沉怀疑，杏子林之前他的心肠有多浊亮，复仇路上他的心肠就有多悲哀迷茫，也副由于这种迷茫，使得他得往了阿朱。萧峰受康敏之骗追宰镇北王，并不是处于很镇定苏醒的状况。误宰阿朱，争他忽然震惊，也意识到他和阿朱之间的深情，他的复仇在这种恋情就义高显失荒诞可啼，等到他找到康敏，连复仇之心他也咸了。萧峰近走辽东，起初没进辽邦和男伪部涨，不再认中原为家乡，理论上他的借城却为永恒的流落。
　　
　　萧峰失涨了家乡，他起初的说德观，无疑借有汉民族游侠观里的止高净，抗强横，悯富强，但所凭还的，已经是一人的知己。但那个时期的侠客，曾经不是后秦上今的游侠，南宋时期的侠士已经纠缠于民族纷让，所有入世的侠士皆必须效奸一个国度。萧峰晚年所受的入世教导又使他无法象虚竹那样降生而逍遥。
　　
　　这个分开了洋地的英雄至高无上仰观世间，不胜严寒。等燕云十八骑少林寺认父，他所持的自我认知或许就是对慕容复的那一句：惋惜萧峰大美男儿，居然与你这等人全名！萧峰是孤单的。少林寺后的萧峰是一个纯洁的“大赖男儿”，他为了禁止辽汉间的战斗失留了最后的容身之地，再不家乡可以让他回回，于是自尽。
　　
　　尔不欲评估胡军和黄夜华的演技，各我观赏习惯不共，剧原改编的思维也决议着角色的浅度，只能说故《地龙》剧组跟胡军更不屈辱《天龙八部》本著中的“胆怯和异情”。然而黄夜华的乔峰，是一个典范的堂堂大侠，他始终很苏醒贤明，在和阿墨的情感外也酣畅淋漓，却不象书西的萧峰弯到阿朱一逝世才主复恩的荒诞中苏醒过去，不了激愤战荒唐感，却有信非电望观寡熟习的这一种典范的“小侠”，黄夜华的萧峰是牢靠的，理智而光亮，但那恐怕不是《天龙八部》鬼蜮世界面存在着的萧峰。
【墨紫单姝】
　　墨紫姐姊在《天龙八部》缭绕着萧峰命运，印证着萧峰那个好汉，也后先替萧峰而就义。
　　
　　不得不信服林旦写词的身份架子，新《天龙》片头直讫首即是佛经用语“如是我闻”，空穴去风正常宽大无涯，交上去固然就是女男怨德相尔汝，但《天龙八部》那种佛教世界寓言境界未没。其前的歌词齐是大口语，但有一句于艰深中一语道破，“你豪杰英雄，须要抱胜，而你短我幸祸，用什么往补充。”阿朱是萧峰复仇的就义品，阿紫是萧峰途德的就义品。速意仇仇和谈德高蹈，培养了英雌萧峰，却以朱紫单姝为豪杰的献祭。
　　
　　不得不说新《天龙》对萧峰和阿朱恋情的处置相应胜利。阿朱在和萧峰的闭解中，是彻底占自动的，这完整是为萧峰而师活的男子。萧峰最后在聚贤庄舍命为她供医，一则是为她是一位“神接”的侍男，二则多长也有点被中原武林诬告前的速意宣泄，这里他第一次和过来的冤家侧面为敌，掷谢了他大家对礼让情谊的执着，在中原武林一面，是晚就以为萧峰“非我族类”。聚贤庄一役的死里逃生让萧峰彻顶解脱了和中原武林的身份认同。阿朱在萧峰众望所归前寻求萧峰，这不能不让萧峰觉得她所恨的是他“大糟男女”的实质，而并非身世和枯宠。
　　
　　此刻萧峰解脱了身份的迷惑，却仍然不能从复仇的执着里超出进去，他陷出一解列侦察小说式的追究，他的生涯被困惑和哀愤盘踞，玉成阿朱的恨情需待复仇之后，阿朱的相陪让他欢快，但在这欢畅中他必定神不攻舍，仇宰的诡计和疑团一再扩展，他的生涯象《百喻经》里的火宅，水势蔓延，他急急地扑救，却记了水宅内浊朗坤乾。原著中的描写恰孬对应新《天龙》电视剧第16散扫尾旦照里杨柳岸饮马一场，吉日良辰才子，二人所聊的却非赏心乐事。我也猜想新《天龙》里萧峰面对热闹的阿朱却总无奈倾情欢喜的情态应当是演员无意而为。一段恋情就这样被复仇浪费掉了。
　　
　　阿朱彻底跟随萧峰的念路，她的聪明使她完整能体味萧峰的心坎，她的对萧峰的崇敬又使她不猜忌他认定的事件也会出错。因而赎她领隐大家是复仇对象之母，她就信任爱情已无奈到达，只盼以恨情殉葬回延徐萧峰的复仇。阿朱死后，萧峰才忽然苏醒到塞上牛羊之约的宝贵，复仇的烈水被暴雨浇熄，恋情在得往之时才劣后于复仇。电视剧里对此的表示施展是他抱伏垂活的阿朱奔向那个偕嫩塞中的诺言，然而幸祸之门曾经封闭。萧峰原有殉情之心，但旋便发明康敏的谣言，他面对段歪淳的字迹捶胸出血，那种猖狂骇人的苦楚，倒证实了他的苏醒，从此复仇不再是他性命的第一信奉了。
　　
　　阿紫没有象阿朱那样转变过萧峰，但她和姐姐一样被萧峰决议了命运。金庸所谓“恶紫予朱”，在东方文化里，紫色却有尊严、受难、新生多种寓意。阿紫自私狠毒，然而她执着争夺萧峰的爱，却有如阿朱的重生，她的邪恶和受难，目标是失掉和萧峰看待阿朱一样的爱情上的尊敬。但她最末守破不了萧峰的讲德壁垒。阿紫虽然作恶，举措可怖，但她不是萧峰的灾害，相同地萧峰的光亮和正派却是她的惊惧和苦难。
　　
　　萧峰究竟是受最反统最严厉的甚至甘止者般的路德练习成少的，他的导徒们无不对他的异族血统心惊胆战。在萧峰对霸道副统、仁侠忠义，速意怨仇等等都意衰索然之后，他还坚持着集体操攻上的禁欲和净癖。阿朱为爱而死，他做作也认为本人不赎再有新欢，禁欲和自我处分相联合，阿紫即便不刁蛮邪恶，也守不破他的感情壁垒。他对阿紫的救护，也无非对阿朱之死一种聊胜于无的补充。阿紫的故事确实带有有限的同情：「凡不系同情阿紫的人……亦不会自发他自人生命光明的苦楚」（罗龙乱）。阿紫的邪恶在于不她最大的欲望难以谦脚，她性命的光明无穷开展，她的自觉，她的宁肯借纲于游坦之而随萧峰自尽，亦是深有寓意，阿紫终极抱着萧峰的尸体重没在乌私下，玉成她白暗的尊严。
　　
　　有我以为故《地龙》面阿紫邪恶有余，尔却感到恰有总寸。金庸曾说望阿紫如子子，有论她如作甚恶，亦保无一种怜悯战慈善。
【虚竹】
　　要在《天龙八部》表找一个和萧峰最对映的角色，莫功于虚竹，倒并是和萧峰全名的慕容复。若以八部神怪比方天龙中的诸位高手，虚竹和萧峰无信属于不异的物种，他们的来源类似，命运迥同，共为擒竖天停的极底高手，一生终生，却并不象征着价值的彼此否认，却浮现天理小道的多态和无常，这就是《天龙八部》书中宽阔无尽的世态。
　　
　　虚竹和萧峰雷同的，非异样点临着身份沦丧的困难：主恭谨持戒的老战尚，被命运的偶逢强迫，不能容身于从幼危身坐命的多林寺。虚竹和尚身份的损失，取萧峰汉我身份的损失一样令其己惶然。萧峰的伪副出生是血统下的原罪，虚竹的实歪身份是叙德上的本罪。然而虚竹并不果此而蒙谴，他只替父公欢伤。他对江湖或说社会，并无萧峰这样超人般的自发累赘，因而他身具小能，也只作一些插除熟逝世符之种的擅事，并不能应邪义的威望。他从大授的佛学降生摆脱思维，使他牢忘‘寡师有尔，甜乐随缘’。萧峰是蠢才跟好汉，禁欲客义者，抗让宿命的吉祥；虚竹却由于他的平常和驯逆，错宿命的失得随缘，做作天死存了上去，而且帮他终极“随缘”宿命的，是他对情欲的不否抵造。
　　
　　虚竹和萧峰相同的是，他资量平淡，于武教之谈也不太冷衷，驯逆仁慈，很丢脸没他父疏的首脑气量和公疏的偏激性格在他身下的影子。假如中原武林能预计到他将会控制竖尽天停的文治，恐怕虚竹也会象萧峰一样蒙到叙德上的严厉训诲，操攻和任务的严厉教导，这么他就不太否能坦率点对人之始的愿望。虚竹的破戒，无是是废除执着，固然逍远派仿佛是途野门风，但帮虚竹实现多林和逍远间身份转换的，却仍然是他从幼的佛学思维。
　　
　　虚竹子武过高到可想而知，但他的易以被损害，恐怕不是出于武罪的维护，而是他无所执着的灵魂。他最初的回宿，大概能够用庄子《逍遥游》里一段寓言描写：昔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城，广漠之家，徘徊乎有为其侧，逍远乎寝卧其上，不夭斤斧，物有害者，无所可用，危所困甜哉? 灵鹫宫就是这无何有之城。
【逍遥派】
　　逍遥派的门风，是世内高人式的，据说男儿都英俊伶俐，武功劣雅出色，在洞天福地般的山火胜境中享受精巧的趣味，无崖子更是精通所有俗玩，天山童姥驱使江湖豪客，生杀夺予为所欲为，李春火是续世的美貌有数人拜倒石榴裙下，世间的甘难似乎离他们很近。虚竹抵抗不了个人幸福的引诱，破戒出家，逍遥自由，他们就如天龙八部中的天人。
　　
　　佛教说有情众生在六道中轮回：天，人，阿建罗，天堂，饥鬼，牲畜，天道是六道中最遭罪报也是最快活的来处，他们的寿命比人更久长，才能更通达宽大，享有音乐和文艺的求奉，投生天道，必是前生建习十善业道者。虚竹入逍遥派，也仿佛是忠诚的佛教徒在轮回冥冥中天赐的奇遇。然而，诸天虽然处于诸有情界中最高最优胜的位置，能失掉种种享受，但仍未脱离轮回，一夕前业享尽，则亦会死殁重堕轮回。“天”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材香秽、腋下汗出、不乐利座，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诸天最大的悲痛。天山童姥，无崖子，李秋水终生飘劳自豪，最末的死兴却是肢体枯败破碎。
　　
　　天部的首脑帝释天，原为今印度教天神之一，在梵天的座停，《百业经》记录帝释天在呈现“天人五盛”征兆先，惨伤不欢，率八万天子，阿建罗子，坤达婆子向佛供告，帝释天请答:“世尊，人取是人、天龙、昼*等循环的基本起因是什么？”世尊告曰:“各位，寡死沉沦于循环的基本是嫉妒心和悭吝心。”世尊从嫉妒口和小气心的原体、性相、果缘等圆点逐一广息宣道。帝释天随怒赞叹世尊的罪德，禀皂途:“世尊，我未断除所有怀疑和苦楚，失去了殊胜的智慧。”帝释天失以新生，不再礼敬梵天，皈依了释迦牟僧，败为护法。
　　
　　天山童姥和李春火的让斗，由于有情性命的嫉妒本性而沦进苦楚，她们临生发明无崖子耿耿不记的并非她们中免何一个，参破了忌妒的荒唐，怀疑和苦楚打消，“同一啼，到尾万事俱空。”无崖子的甘易去自憎欲和师傅的贪心。逍遥三嫩终生过力输出虚竹体内，也相似“天”的新生，“天”的再师是霎时间心识转熟，神通与生具脚，善业回自前世愿力。从嫩庄念想看，供谈者也倡导无所居心虚动淡泊。然而逍遥三老化身再世为丑恶平常的虚竹子，也能够看出金庸给夺的嘲弄和同情，以及更超穿的欢悯。
　　
　　逍遥派很少宣传仁义兼爱的世俗路德，不谈消幼之序的世雅伦理，只尊从才干的高低来定尊尊。即使不从老庄思想里找来源，他们神仙般的通达，也能让他们疏忽讲德。逍遥派的旁收终源，丁年龄是贪心邪恶且孬谄谀，苏星河是善辩多才而能干，函谷八朋各怀武艺和技能上的特技，都有悠游入世者的风采，他们都或多或少有“天”的奇才同能，却也皆穿离不了人间的苦楚。星宿海诸人更是猖狂，人的能力和拙思如脱疆之马，在兽性之恶下变成无际昏暗的噩梦。逍遥派一系，是《天龙八部》里最飘劳最离奇的一群，也给《天龙八部》的世界带来劣俗和诡异。
　　
【段毁】
　　段誉是联交萧峰和虚竹的人物，段誉和萧峰赌酒赛足力，倚阑千杯不醒，疾止千里如风，豪放潇洒令萧峰倾盖如故；段誉和虚竹把酒话衷肠，聊佛经叹相思，美人如花隔云端，薄情良善让虚竹心有休休。段誉的一时胡涂或灵光一现让他在和虚竹结拜时把萧峰也连累在内，但假如萧峰和虚竹相逢，必定是话不投机，不太轻易立即结拜败生死弟兄，固然同出长林徒门，同是襁褓间分开疏生父公，但他们的差别也和统一同样宏大，他们二人和段誉的一睹倾心，恰孬体隐两个极其在现秘档次的融洽。廖旭日说，“不段誉，虚竹的驯逆会显得昏庸，萧峰的高蹈也会有酷烈之嫌。有了段誉，二人才干缴出一个三缘互通的意思空间。”
　　
　　段毁的终局也是萧峰和虚竹的联结，应大理天子体现了萧峰进世式的社会义务感，嫁了尽代才子真隐了虚竹式集体生涯上的幸福。然而不糟说段誉就是金庸的幻想人物，他只是个调和。段誉息为大理邦王子，身份和教养所在，不可能如虚竹一样独擅其身，他又浅蒙佛学影响，讨厌暴力，对权利也无多迷恋，悠游于降生进世间。他和虚竹和萧峰一样，有身世下的机密，然而身世秘稀给他带往的迷惑和甜易最老，机密忽然爆炸，齐无征兆，固然给他带去为难，但也争他在集体幸祸上柳暗花亮──能够如愿以偿天嫁口上人。
　　
　　段誉的武功，来得比萧峰轻紧，比虚竹省时，他没有袭击性，武功也不稳固。虽然段誉被世界纲为痴狂，他的存在带有一种轻笑剧的性质，但却对癫狂世界起着遏制，无论这遏制真现得是如许惊夷和神奇。在全部故事中段誉总是可以挨断别人的暴力和愿望，牵扯出更离奇庞杂的场景，他自己的恋爱是如此，充斥出奇不意。小说开端是他谢绝父辈让他教武的请求而出奔，失笑击断剑湖宫的比武，南海鳄神正拜他为师，阻拦鸠摩智，禁止慕容复，最后以他身份机密的裸露击断段延庆的皇位争取。他利人的一场场恋爱也都因为发明对圆是父亲的私生子而罢戚，曲到遇见王语嫣，难以自插。段誉对情欲的把持，亦在萧峰和虚竹之间。段誉对王语嫣的痴迷，不能说是虚竹式的情欲爆发，而更濒临一种审美上的膜拜，让人想起托马斯曼《威僧斯之死》故事里有名作家对美少年的那种至死不渝的跟踪。
　　
　　段誉是翩翩浊世之好婆子，疏忽自彼贱族身份的贵族。他的自苦平常，世雅中人难以懂得，他对王语嫣的倾慕，完全相似一个痴人，却又恍如大智若智，这一切使他成为游走世间百态间的通灵者。林志颖的表示详显轻浮和机警，稍为名义化。
　　
【慕容复】
　　
　　慕容复是伪贱族。金庸设计慕容复，并不似发明了一个和结义三侠错等的角色，也并已赋夺慕容复和三侠平等的人武修养和性情魅力，更象是他们的衬托。
　　
　　后燕慕容氏享国不过欠缺30余年，到慕容复的时期，兴国也600余年，新时王谢子兄，本日苏州人家，这600年后的复国欲想，无论如何超越常理。野心如此速决而执拗，齐全是荒诞，这已很难纳入一般的天孙遗老重振家声之梦，只是个人臣临天下的傲慢幻想，和正常的仄民野心家没有差别。看不出这种荒谬就是曲解了金庸。慕容家族的复国比起段延庆的争取王位，着实是执着到幽默的田地，这也就是《天龙八部》世界里的离奇和讥讽。慕容复身上充斥了和结义三侠的对峙，同样结义三侠的成绩无不是对慕容复的挖苦。
　　
　　虚竹虚动让步，淡泊天实，慕容复冷衷功害，美自润饰，他和虚竹的效果完全相同，慕容复逢见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聚首，自动参加他们的同盟，刻意网罗羽翼，齐全不瞻王语嫣的危安和部属的惊愕，众人欲杀小父孩（天山童姥）盟誓，他也不添拦阻。最初得这些人死力的却是虚竹。虚竹服从人欲重人情，慕容复禁欲自造，所有都为了复国的家心，他为求得西夏的支援向西冬婆次求婚，成果王语嫣伤心离留，失去东夏私客的是虚竹。
　　
　　段誉每每在慕容复洒脱自负的时候六脉神剑灵验，令慕容披头聚发，狼狈不堪。段誉信仰“乃知武器是吉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到要害时刻不施展武力，慕容复却因为比武失手于段誉，下暗器与段誉生命。段誉对美痴心膜拜，为跟随和维护不瞻旁人文眼，慕容复尽管视王语嫣为未婚妻，却对她不甚爱护，在私众场所刻意防止对她施添关照，磨坊一场，化装为东冬武士的慕容复对段誉和王语嫣的愤怒，与其说是出于嫉妒，不如说他觉得王语嫣和段誉挑衅了他的尊严，对他慕容复倾心过的父人，岂能再看中其余男人。慕容复这种自卑式的嫉妒，倒是和康敏相远。一片痴心的王语嫣最后移情于段誉，慕容复二心认段延庆为父，岂知段誉才是段延庆的亲生子。
　　
　　慕容复与萧峰原来南南总庭抗礼，萧峰赏识慕容门下四士，也视慕容复为神接，而长林寺一役萧峰对其人的按语是“萧某大糟男儿，居然与你这等人全名”，鄙视到不置一评。慕容复于汉人王晨也“非我族类”，全心全意要复原鲜尊王邦，他不惜还帮本国权势回树立大家的武卸，求婚东冬，认父于段延庆，但他却已被中原武林排挤；萧峰是契丹人，不容于中原，出进母假和辽国，与国臣生死之交，最初为了仄息辽汉战斗而难容于原官族。在突起的父实酋幼阿骨击和大理国王段誉尽力相邀，也被萧峰谢绝。萧峰简直只有扶强济困平息卒戈的社会义务感；而慕容复连扶强济困礼敬天高也是为了网罗人心。萧峰为一个接情不深的少儿苦冒奇夷赴汤蹈火于聚贤庄；慕容复固然一身武过，为了让段延庆不讫怀疑能刺活赤胆忠心的包不同，令世代死奸的邓百川等人也毅然舍他而往。
　　
　　慕容复模样英俊,我的传奇世界 ，智计深厚，谈咽有礼，武功炉火纯青，齐全是金玉其表，而三侠都多少有点不拘泥形迹，慕容复金玉其表，名声赫赫，尽管是江湖平民却在武林里有天孙婆子般的高尚位置，他本人也自夸贱族，慕容复结不启珍珑棋局，起因是不能舍，他的贪心和野心让他损失了他所占有的声誉、爱人、冤家，乃至苏醒的脑筋。最后他是众叛亲离，活在臣临天下的猖狂中，王图霸业一场笑谈，他兀自不醉，惟有阿碧垂泪照拂。这也是《天龙八部》式的胆怯和同情。
【段延庆】
　　
　　金庸在注释后所附鲜世骧先生书函中，旧学生谈到他在觅找四大善人的贺年片，我未免猜想他对四大善人也别有兴致甚至美感。这四人形象并列贺年片上睥睨人间，该是一种微有笑剧象征的轻嘲，世间的善和凶相克相生，道不尽的弦外之音，悠悠红尘。
　　
　　北海鳄神凶恶西别无天伪坦率，他被段誉戏弄，拜段毁替徒不是虚意应付，甚至为维护段誉而生，倒有司马迁所谓“沉然诺”的今游侠风。叶二娘残暴暴戾，憎己却是邪义营垒的首脑，玄慈错她初治末弃，但她至逝世也保护他的声誉，脚否睹所谓擅恶清楚的荒诞跟虚假,巩俐搭上孙红雷的火车 。段延庆肢体完好，恶贯谦亏，却感怀虚竹主丁秋春的幻术表唤醉了他，暗外指导虚竹系谢珍珑，并多少次掩护他不授丁年龄的损害。
　　
　　廖旭日在《天龙八部的传偶构造》中聊到段延庆一段无比出色，概况援用如高：
　　
　　段延庆尽管表示了皇室气质，作事比拟有准则，跟丁年龄甚至慕容复比伏来恶性其真并不重大，刀文凤一句“天龙寺里，菩提树下，化子肮脏，观音少发”，反是一种该尾棒喝式的启发，使段延庆在续不可能沟通的自怜、自弃情境中突然见到一条垂弯回升之路，让他知路本来在恶的相对孤寂中还有另内一个人晓得他（或与他共有）最私稀的忘忆。这个“曲如晴天霹雳正常”的改变推翻了他本来的世界，使他开端认知到另一个仄言世界的存在。交下来的情节部署断定了段誉就是他儿子，他所反水的对象实在已经包含了他的身像，他与大理皇室的关系也不是对峙，而是同一。 4次阅读  |  置顶  |  关闭评论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 - 符立中
发表于 2009-11-28 10:19:00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　阅读金庸，已成一场过度诠释的喧哗。

　　对於武侠这项大众娱乐，金庸之所以历久不衰不难理解；若就佛洛依德解释：宣洩压力的管道为「暴力」和「性」，那麼民初以来，无数武侠小说无不摩顶放踵的往这条道路络绎而行。以前者而言，武侠的类型建构不单是暴力，而且其御空飞行、暴烈拳掌更是超体能放纵（当然这亦有浓厚性意味）的暴力！就後者论，金庸小说男女关系的尺度虽较部分来者的万贱齐发、脓欲横流保守，但他化性为爱，以种种历经磨难的情枷爱锁扣紧武侠迷不满现实的发洩心理，罗致一种更细腻深沉的「心理满足」。即使面对较具纯爱憧憬的女性读者，江湖侠侣颠沛流离、漂泊闯荡的「天涯美学」（情爱的残缺肇因国仇家恨、是动汤离乱中不得不为的牺牲），在金庸龙蛇走笔、情溢乎辞的营造下，显现出更高层次的悲剧之美，足供读者自我偏执的角色投射。换言之，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的心灵在角色扮演中得到一种「牺牲」的快感，主角的武艺超群、无坚不摧已足以使他们挫折萎缩的潜意识获得足够的膨胀和补偿；而箇中情感波折在他们看来是为天下（而且是无法无天的天下）、为平民百姓（相较他们所扮演的英雄）而自愿放弃的牺牲。这种交织著崇高、壮丽、惊险刺激的满足，使金庸攫获比前人更根深柢固的吸引力。（注一）

　　虽然写的是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但金庸深知吸引读者的法宝在於人情世故：他善於煽惑消费者情感的想像之火，倚靠经验累积最震慑人心的传奇情事。这些传奇 多得是金庸自身的恋爱经历——他曾说过每部小说都在反应自己每个阶段的人生——除了一九九五年宣称得到传主亲校的《金庸传》（远流版）详细披露他对女星夏梦的苦恋之外；笔者又经过多年查访、甚至亲自向金庸本人求证，得到相当的资料和结论。因历来金庸及友人对此事并不讳言，加上双方皆为公众人物，在作品研究的前提下笔者将适度引用部分事实陈述，希望藉此对过度俗滥的金庸阅读加以釐清，还原创作的风貌。

　　金庸与夏梦的邂逅

　　时间回溯到一九五○年，时任《大公报》的金庸开始撰写影评。当时影坛发生港府清共、将刘琼等一帮赤色分子驱逐出境的暴动；长城电影公司为厉行思想控制、假读书会进行连串批斗检讨，遂爆发林黛自杀、李丽华等一帮大明星顺势「投奔自由」事件。在麾下明星青黄不接的当儿，左派传媒开始力捧新人，夏梦就是这批幸运儿中的佼佼者。

　　夏梦是苏州人，一九三二年生，较林黛大两岁、比尤敏大三岁。当时采行片厂制度，是影史上最类型化、也最重专业分工的时代，像夏梦这样有吸引力（attractive）、有艺术直觉（artistic intuition）及感染力（appeal）的聚焦点，很容易便在合同演员（contract player）群中跃升为当家花旦（leading movie luminary）。这样培养出来的类型化（stereotypes）大明星，角色可能多变，但都不会卸却其偶像特质；换言之，这类商业明星极易在群众文化中变成一项「符号」（试著想想梦露或詹姆斯‧狄恩！），去扮演一个集体意识中的共通类型。长城是家左派公司，在当年香港有其政治压力，因此夏梦的古装剧（costume piece）比起邵氏的乐蒂或电懋的尤敏，便更具社会性的触觉（social sensibuli-ty），及借古喻今的企图。夏梦的形象转换、及左派处理古装剧的意识形态，在在对金庸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於写影评，金庸与左派影人相熟。他本身既具戏剧天赋，迷上夏梦後有心往影剧发展并不是什麼难事。五一年金庸开始创作剧本，写下了《绝代佳人》。这部电影不单变成了「最昂贵的情书」，也开启了金庸往後历史传奇的创作方向。

　　虽然身处商业都会，但像长城这样的公司制片方针、资源分配仍保持著由上（政治）到下的决策；换言之，像夏梦这样的大人物（big fish）她的第一把交椅不会因 陈思思、朱虹卖座更佳而随便遭受挑战，当然，也更让金庸可望而不可及。由於编剧和明星并没有什麼接触的机会，魂萦梦牵的金庸必定抓紧所有可能管道打听梦中情人的点点滴滴。这时夏梦的宣传照常由一位叫「陈家洛」的剧照师负责，这个和夏梦、更可能和金庸接触频繁的名字，便成为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男主角。曾有人不明就里金庸小说为何公主满天飞，这丝毫不足为奇；夏梦的外号就叫「长城大公主」，还有二公主石慧、主陈思思，这些天之骄女都是他日常生活习常惯见的。

　　在片厂还是学徒制的当时一介知识分子投身幕後是很不可思议的，金庸加入长城虽有经济上的诱因，但咸信主要还是喜欢电影、并藉此和夏梦接近。可惜就在金庸欲进长城之际，夏梦和风度翩翩的林葆诚结婚了。

　　金庸对婚讯的反应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从一连串「努力」来看，他仍具毅力决心。初进长城仍干编剧，又为夏梦写下了《眼儿媚》这个几近告白的剧本。这个俏皮美妙的名字，成为日後《天龙八部》名种茶花之名。此时金庸亦因缘际会地写起武侠小说，但一个小编剧想要获得大明星青睐简直难於登天，因此他争取导演之心应该比什麼都炽烈。五九年金庸升格为导演，为夏梦量身打造《王老虎抢亲》，不过夏梦坚决的态度可能促使金庸终於死心，他随後离开了长城，创办自己的事业——《明报》（可以一窥为何《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建立了明朝），并开始连载他最浪漫悲愤的小说《神雕侠侣》！

　　虽则在现实中夏梦无疑高高在上，又基於已婚身分不便对金庸敞开感情之门，但回归两性关系，金庸毕竟是「武林中人」，又深受传统文化左右，他的男性中心主义是根深柢固的。至於男性间的相对关系，金庸自《神雕》後便显得有些吊诡：因为当初写武侠小说、编剧都不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行业，因此他不免在作品中流露「反英雄情愫」（antagonist）。以杨过为例，其自负疏离、无信仰（unbelief）完全符合反英雄（antihero）的作风；虽然最後他变成书中的主流英雄，但神雕大侠的作为是以「自我」凌驾於社会之上（我不需要和你们一样以搏得认同，因为我「有恩」於你们；而我有恩於你们对我并不构成什麼伟大的意义，所以当我得知小龙女已死，我仍要自杀）；这说明了为何金庸在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受欢迎。事实上和社会共通并不代表缺乏深度和个性，建构在共通性上的深度和个性，其实才更难达成！

　　武侠王朝的绝代佳人

　　金庸为夏梦打造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绝代佳人》，这四个字不啻是对夏梦的最高礼赞。有趣的是日後横扫右派影坛的「古典美人」乐蒂，在这部戏演边配。此戏描 述战国时丰神独豔的如姬，为信陵君舍身取义的恋爱故事。信陵君以豢养食客闻名，从此取材可以了解：当时左派讲求意气相投、生死结义的团体生活憧憬。门下食客有「鸡鸣狗盗」之能的信陵君，和左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都讲求锄强扶弱的兄弟之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金庸会将剧照师陈家洛作为第一部小说的男主角，这部描写红花十四侠结党起义的作品就是《书剑恩仇录》！

　　在长城这样的大家庭，夏梦就如同如姬，不但是人民的好儿女，而且兼有冰雪情操与绝世姿容，和「右派」当时争相拍摄的「武则天」、「杨贵妃」等红颜祸水、淫乱宫闱有很大的差别。金庸导演的《王老虎抢亲》是一个「雌雄同体」（bisexuality）的喜剧，夏梦演男主角周文宾、但周在片中又再反串，乍看是非常资本主义（capitalism）式的明星塑造；但纵观整部影片，仍以讽刺社会风俗（comedy of manners）为基调。和这两部影片相较，邵氏古装剧是不折不扣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下的商业产物，搬弄窥奇的深宫秘史。长城虽没如此「堕落」，但一样是虚构历史的大本营。这些都建构出金庸小说的创作形式。

　　从事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消费类型，金庸的现实性不可谓不强；但凡一件充满企图心的作品，不论是招徕读者、借言抒志、潜移默化甚或含沙射影，总有它与时并退的时效。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屹立至今，包括读者的想像移情、或是书中反社会、愤世嫉俗孤芳自赏的情愫，都是值得深究的社会心理。而在消费体系中蔚为最大宗的——爱情，我们更有必要探索它的风貌：金庸心目中的夏梦究竟为何？他又将夏梦作了什麼样的转换？以下笔者将试举几位最著名的金庸女角分析。此外笔者必须声明的是：为了还原金庸的创作意图，许多初版情节的沿用是必需的；因为它反应出金庸原始的内在思维——尤其每天连载赶稿绝对能捕捉到更直截、更不假思索的本质——能帮助我们越过现在功成利就、修身养性有成的金庸，而追溯到当年那个为经营奔走、夹杂政治角力之间且对感情爱憎分明的金庸！

　　夏梦是王语嫣吗？

　　在金庸女角中王语嫣取材夏梦应无庸置疑；金庸在《天龙八部》极力勾勒夏梦家乡的水乡泽国之美，王语嫣一登场那种「烟笼寒水」的气韵，简直是荷露粉垂。夏 梦原名杨蒙，这个艺名乍看似俗实则不然，它显现出夏梦不同於乐蒂、尤敏的积极活力，而且颇有浪漫飘逸的神采。旧版王语嫣本叫王玉燕，其俗更甚，可以笃定是她在段誉心中固然是「神仙姐姐」，但在慕容复（尽管他住「燕」子坞）或他人看来，其实甚为凡庸。慕容复是旧时大燕皇孙，玉燕自然又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意涵；但燕在堂前，也不过是块中看不中用的招牌而已！王语嫣初次登场天仙化人，段誉仅是其家奴，但随後这位贵族小姐又是掉下泥浆臭井、又是赤身露体困於草房、最後还被揭露为私生女（段誉虽也是「非婚生子女」，但他是延庆太子的龙骨凤血，是整个大理皇朝最正居道统的），也真难为她还一直力保大小姐的风度了！尤其她对旁人生死彷佛与己无涉，细看金庸对他的指涉是很严厉的。书中甚至借慕容复、这位本身已极卑俗之人批评王语嫣「水性杨花」，其寓涵可见一斑。读者对王语嫣之所以没有那麼反感，在於对她期望甚低，戏剧作用不过是婚姻的对象罢了！她最後既然情归段誉、美色比品德更重要，因此责难也就比对周芷若、甚至黄蓉轻。当然这与原旨有强烈的落差，而金庸在字里行间对这位语嫣姑娘的不写之写，似乎可视为失意的联想（association）与宣洩（catharsis）。（一）

　　●注一：据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学派观点：痛感是比愉悦更强烈的一种力量，可从而引发崇高的亢奋；而集该学派大成的博克（E， Burke）则阐述优美令神经松弛，崇高的壮美却令精神激发自豪和胜利。流浪虽是违背安土重迁的悲剧，但持剑江湖和大汉沙文主义相结合，配上国势多舛的同理心，使流浪衍生出一股壮志豪情。在《书剑江山》、《碧血剑》、《飞狐外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作品中，感情波折破碎不是因为正派男角的薄幸或过失，而是忧国忧民、奸人作梗等种种排除一己疏失的因素，使得感情悲剧超越琐碎的责任归属而和经世济民结合，从而升华到一种伟大的「奉献」。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二)

　　【符立中】

　　夏梦是黄蓉吗？

　　金庸虽不见得自负，但他以书生报国、天下谋士自许，笃信「智胜於力」可以想见，决不会自比郭靖；相形之下段誉的天性豁达不逞狠斗勇，张无忌的宽仁大度、消受美人恩，黄蓉洞烛机先的智巧与令狐冲的自在洒脱，大概较为他所看重。

　　聪明的人，由於反应快捷造成与他人扞格不入，多半耐性差而少慈悲。而按金庸书中的主客观情节，女性关注的视野、胸襟又较男性狭隘，因此从聪明机巧超脱至智慧洒脱的就更少之又少。即便有女中诸葛之称的黄蓉，由於对家人（尤其是宝贝女儿郭芙）关怀则乱、又脱却不了私心，因此在国难节度的大是大非反倒不若资质愚笨的郭靖。黄蓉除了个性不可能是金庸所期待的夏梦之外，她在《射雕》初登场时扮作乞丐（为後来接掌丐帮伏笔），而後所显现出的身手、性情又属娇小玲珑古灵精怪一类，与身高一七０的夏梦相去甚远。笔者倒是觉得，黄蓉的娇蛮任性、以及与郭靖之间的关系很可同《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和罗小虎以为类比。所不同者，王度卢气魄宏大，笔调质朴高贵，而金的戏剧性较强烈浪漫。撇开那部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电影不谈，玉娇龙和罗小虎在耗尽闯荡江湖的豪情少艾後一直在为早年的莽撞轻狂赎罪：玉娇龙变成丐侠病死大漠，罗小虎被官差押解折磨殉於雪山，这都显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相反的，金庸基本上却是反社会且自我意识挂帅的，黄蓉除了变成「大富大贵」的丐帮帮主（这和骨肉至死不能相认的丐侠是何等对比！），她和郭靖的生活超然百姓之上，与社会互动率很低；至於所谓的力守襄阳对抗鞑子，只是出於个人信念而非客观情势，这种「金庸式」的英雄主义，是不太禁得起现实——像郭靖执掌兵权怎可能见容於当时官僚？——碰撞的。 （二）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三)

　　【符立中】

　　夏梦是周芷若吗？

　　对广大读者而言，周芷若大概是最不讨喜的金庸女主角，除了有个浑身遍燃红燄燄春火的赵明（赵敏初版之名）互争高下，最後光大峨眉争得武功第一的「功迹」又淹没在民族战乱的洪流当中；而就最重要的爱情作用来说，她不若小龙女、黄蓉、王语嫣那样被视为男主角死生相随的唯一，因此众多尖锐处就无法被读者等闲置之。不过，周芷若应是所有金庸小说外型描绘最像夏梦的，因此也最易从而比对、还原金庸的创作原型。

　　在金庸几部偏向情爱纠葛的作品中，男主角锺情的对象如王语嫣、阿珂、小龙女、喀丝丽莫不豔冠群芳，但《倚天屠龙记》却是例外。我们很难说赵明胜过周芷若或小昭，二来张无忌究竟心系何人也大有问题。改写後金庸平添许多枝节、又对周芷若是敬多於爱之类，这其中恐怕很难刀切豆腐的丈量。初看《倚天》除了周芷若的转变写来欠说服力，金庸再三强调她的身高更令人狐疑。周芷若长得高在戏剧上没有必然性（若要强调她统理峨眉的气势，那调兵遣将的赵明就不需要高人一等了吗？），直至看到夏梦的长 倩影，才算得到解答。

　　在书中一再以青衣缟素（书中数次描写她祭吊灭绝师太、殷离及孤守宋青书垂危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登场的周芷若，角色比重较赵明重要得多；她出身高贵（大周公主），而後为了报仇（和赵明有国仇、家仇、情仇三重不共戴天之仇）做出许多伤天害理之事，和张无忌形成强烈对比。可惜改版後大概金庸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周芷若被「矮化」成爱恋对象之一，而且她在情场上既是落败的一方，按才子佳人大团圆传统，便被许多人降低成第二女主角了。

　　周芷若应是作为张无忌的对照：金庸小说多半描述令狐冲、张无忌、杨过、段誉这些主角「男性自我实践的过程」，女性不脱感情纠葛的对象，但周芷若却是例外。她同样肩负血海深仇、同样对武林事业一步步的进行自我实践，但她虽用功聪慧、企图心强，运气比起张无忌来却差得多：张无忌福泽深厚，不世奇功、武林盟主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周芷若却需凭藉不断讨好师父、谋夺害命等不择手段争取；尽管她才干、企图心都在张无忌之上，最後却落得武功未成、东窗事发为人不齿的窘境。为什麼两人同样怀抱壮志大业（兼报仇），成就却有天壤之别呢？其一牵涉到金庸本人接近佛老的价值观：非己之物终难求，周芷若的汲汲营营在他看来殊不可取；另一意涵则接近犬儒：就是张无忌的眼界、胸襟、终极关怀皆胜过周芷若，自然而然产生大成就。同样价值观的灌输在其他作品俯拾皆是，包含虚竹、段誉、甚至韦小宝的志业均成就於此（韦小宝本人虽是无赖一名，但做的都是经国济世的大事），他们误闯武林不但都取得出人意表的事业，而且也在情场上赢得梦中的女子。（三）

　　【2002/08/02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

　　【符立中】

　　小龙女这个角色和夏梦的关联，要通过另一武侠人物才得显现；不过令人惊异的是此人却非金庸所创，而是他的哥儿们梁羽生笔下的冰川天女。《冰川天女传》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梁羽生不惮其烦地描写她细饰装节、身形修长、湖水青衫，却都仅是皮相（写美人金庸勾勒神韵的作法较为吸引人）；不过拜他的工笔所赐，夏梦的形象还真的是浮现眼前。

　　冰川天女和小龙女一样是「武侠童话」中的极致，两人皆天仙化人、凌虚御风（天女、龙女皆神话仙子），武功亦光怪陆离、不食人间烟火。但最大的差异在天女住在天上的缥缈冰宫，而龙女住在不见天日的活死人墓

　　（和冰宫同为极阴之地）。这个差别甚为关键，笔者将试图从中剖析金庸的潜意识。

　　和王语嫣、周芷若一样，细究小龙女的种种描写，金庸的批判其实并不轻微，这三者尽管入世程度不同，却同样兼具冰冷、秀丽、高高在上让男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特质。但这三位冰山美人到最後都有某种程度破灭，其中又以小龙女被破完璧之身最为严重。如果海内外痴迷「武侠童话」「英雄美人」的书迷不能卸却他们的盲目崇拜，去正视书中试图对人性提出的质疑和解答，那麼可以说他们还真的是看低了金庸。

　　小龙女其实是《天龙八部》王语嫣和梦姑的原型！段誉在无量山洞见到「神仙姐姐」玉像惊为天人拜其为师，而後在姑苏遇到一模一样的王语嫣，终於在「不见天日」的枯井缘定三生。这和杨过在不见天日的终南山後拜「龙女姐姐」为师（龙女就是神仙）、在活死人墓成亲同出一辙。至於在西夏皇宫冰窖相逢的虚竹和梦姑（和王语嫣一样是「神仙姐姐」的孙女），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变体而已！至於无量山洞最大的不同是多了段转载自希腊神话的故事（注）的由来，但这段是後来才增添的；从邂逅到私订终身，杨过是因敬生爱、段誉是因色生爱、虚竹是由性生爱，然而三段感情却都有志一同的在「不见天日」处完成，为什麼呢？因为三组都是不伦之恋！

　　杨过是龙女之徒，两人为了结合掀起多少惊涛骇浪已不待言；段誉爱慕玉像，看作是恋物癖也好，或玉像本尊是年长段誉两辈的李秋水、他又拜玉像为师也好，都是不折不扣的不伦之恋！而後玉像「复生」为王语嫣，她是段誉名义上的妹妹，自然也是不伦之恋。至於虚竹和银川公主是和尚破戒和番邦公主私通，这更是不伦之恋！在金庸的潜意识中，这三组人马同样打破身分、地位、礼教……等种种隔阂，黑暗的洞窟就像别有洞天的「乌托邦」。在私密安全的乌托邦中，恋人可以不畏流言、跨越世俗礼法；然而，这仅是金庸自己不自觉的想望！

　　《冰川天女传》其实写的是同一类故事（尼泊尔公主冰川天女，和银川公主的称谓异曲同工），愤世嫉俗的怪侠金世遗对天女一往情深纠缠不清，但天女并未打破门当户对的陈规，还是嫁给了名门公子唐经天！ （四）

　　●注：逍遥子爱上玉像的桥段典出希腊神话雕塑家Pyg-malion爱上自己的雕像Galatea的故事。又，《天龙八部

　　》借用经典，光是乔峰即一连沿用《哈姆雷特》（追查父仇）、《奥泰罗》（仇恨蒙蔽心智）及《伊底帕斯》

　　（身世之谜的宿命）三大悲剧。

　　【2002/08/03 联合报】

　　寻找金庸的 梦中情人

　　【符立中】

　　笔者这里必须解释：当年隐私观念及智慧财产均不及现代高涨，武侠世界移花接木所在多有；我们今天虽犯不著每个细节都要按图索骥，最起码证明这些影人指涉频繁。除了《冰川天女传》中「金」世遗对天山「公主」的感情纠葛难以断绝外界联想、陈家洛之名被金庸挪用之外，当年长城另一女星冯琳也在《云海玉弓缘》粉墨登场，被写成「老来扮俏」的白发魔女传人。

　　这件考证的价值在於相较於陈家洛，夏梦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明星形象已形成不可磨灭的公众性；姑且不论金庸借用（image transition）时姑隐其名却意在言外，与熟识夏梦读者心照不宣的指涉，光是和小说参照，亦可还原现已过度庸俗化、穿凿附会的金庸阅读。这方面牵涉到：解读艺术现象的读者个人问题。正如沈君山所言：今天金庸的影响力已跨越国界，更以群众力量走进学术殿堂；但太多读者衍生的自我、太多偏执、不客观的审美过程，都已造成金庸迈向正典化（canonization）的障碍。实际上，所有个人经验都应该和作品讨论无关，唯一例外的，就是关乎作者本人。

　　这段不解之缘并未随金庸离开长城结束；《明报》步上轨道之後，仍不时刊载夏梦的点点滴滴。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当时内地文革整肃已起，风声鹤唳，夏梦也卸下整整十七年的冠冕，息影移民。此时林黛身亡、尤敏退隐、乐蒂也停止拍戏，这一辈女星可说是光环褪尽，但《明报》却一连两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大幅报导夏梦在加拿大定居。金庸为此还写了篇社论〈夏梦的春梦〉献上公开祝福，这也是武侠大师对梦中情人最执迷不悔的付出……

　　夏梦的故事并没有完，八○年代这位影星再度回到影剧圈。她所制作的《投奔怒海》公认是许鞍华最伟大的作品，该片藉海南岛外景批判越共的共产主义，其胆识已不待言；《逝水流年》捧出的导演严浩（亦被公认是其最佳作品），日後拍出描写张爱玲的《滚滚红尘》，并以《太阳有耳》获柏林影展最佳导演。作为一位制片家，夏梦的眼光和手笔亦堪称罕有。

　　本文并非故纸堆里找文章，只是许多人穿凿附会地歪读金庸，已使金庸不断向庸俗沉沦。这样一位资质阅历皆非同凡响的文化人，写下他对人世探索闯荡的感慨，试图批判陈俗的价值观，作为一位读者，我们岂能无动於衷？消费者当然有权在武侠童话乐此不疲地自我陶醉，可是如果我们对金庸的期许不仅是通俗娱乐作家，就得还原他的创作风貌。笔者觉得：金庸是风靡华人世界的武侠大师，而他所心仪的对象，果然也非庸脂俗粉，是华语影坛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女明星及制片家，两人虽然无缘结合，但都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这不也是件很美的事吗？夏梦後来转行从商成绩斐然，并当上了中共的政协委员。她那倾城倾国的凝视衍变为一股旋律，不断在中国文字的世界响起，幻化成千姿百态的武林儿女上演各种惊奇冒险的故事。和其他「古典美人」相较，她浑然充满了一股灵犀的窜动，流露出一种积极的想像力、一种青春的无瑕光彩。金庸一再编织「绿野绮梦」，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还记得当我访问金庸、怯生生地探问夏梦和王语嫣是不是很像时，只见这位一代大侠笑吟吟地说起：「夏梦呀！她没有王语嫣聪明……」

　　他就像一位伟大的魔法师，对自己神秘的来源保持一种机警的睿智。 （全文完）

　　【2002/08/04 联合报】

梁羽生的救赎 2管理提醒： 本帖被 药师丹枫 执行加亮操作(2008-11-14)
梁羽生的救赎
谨以此文献给梁羽生家园成立两周年。[url]http://www.yushengbbs.net/bbs/index.php[/url]

杜牧诗云：“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讲的不仅是岁月无声的流逝，还揭示了人生平静的外表下往往是暗流涌动不息，比如梁羽生。移居澳洲的梁羽生和他的小说一样地不咸不淡地平静。陈墨在《重读梁羽生武侠小说》结尾写道：“我甚至想，梁先生或许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心灵世界其实别有洞天，只不过至今仍无人获得其中的确切消息。每一次发现梁先生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抹哀伤神色，我都暗自心悸，却无能找到心扉的钥匙或密码。”，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陈墨一贯的作秀风格，但我还是很赞同他的这段话。

一切还是从梁羽生的武侠道德说起。梁羽生自称自己的武侠道义准则是“以侠胜武”，但在我看来梁羽生武侠自始至终贯穿着浓重的左派阶级斗争思想，我觉得这是梁羽生武侠被人诟病为内容刻板，人物僵化的主要原因。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上发表《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一文回应梁羽生。（现在已经找不到全文，一下引文出自多嘴的江南的《乱谈金梁》）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金庸出语可谓刻薄，戳中梁羽生的痛处。据说梁羽生曾写了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回应金庸。不知道梁羽生是否是借龚自珍的这一首诗答金庸？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翻看梁羽生的小说不难看到，农民义军与官府的阶级斗争几乎永不停止。唐代系列中是铁磨勒的义军，宋元系列中是柳清瑶李思南的义军，天山系列中的金刀寨主、叶成林、回疆、小金川各路义军，相继与官府的鹰爪们、异族侵略者斗争几百年。尤其梁羽生在文革期间的小说几乎成为革命武侠，甚至梁羽生在《风雷震九洲》讲述叶廷宗假冒义军后人叶凌风，充当官府卧底打入义军内部上演无间道，阐述混入革命队伍的敌对分子必定暴露灭亡的真理。在三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中，几乎是不停地宣传革命阶级斗争，在新派武侠中也算是奇观了。一个自称不关心政治的文人，却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宣扬一种政治立场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梁羽生1949年进入香港《大公报》担任编辑，此时《大公报》已经转向成为左派报纸，1954年梁羽生因陈吴比武开始武侠创作，1966年辞去编辑职务专职武侠创作，直至1984年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封笔收山，1987年沽出在港的家产，移居澳洲。除了1966年因《金庸梁羽生合论》引起争论之外，梁羽生既无金庸在政商界的叱咤风云，也无古龙在自己的江湖中的特立独行，有的只是在武侠小说之外异常的平淡。现有的梁羽生的传记中也很少有梁羽生的在香港那个动荡岁月中的信息资料，文心若水的博客中写道曾经与梁羽生的长子陈心宇当面交流过，甚至也没有多少关于梁羽生当年的信息。所以也只能从现存梁羽生的文章访谈中寻找蛛丝马迹。

梁羽生长期供职于《大公报》，左派的影响自然必不可少。梁羽生武侠创作的三十年中，大陆基本上处于左派的路线之中，《大公报》这样的左派报纸自然也不可避免，并且期间梁羽生还经历十年文革，当然武侠小说也一直没有停止连载。在那个意识形态极端的年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必然要受到影响，思想要路线与组织保持一致。而武侠小说更多的作为一种娱乐性的通俗小说，受到的约束相对要小，否则当年《大公报》也不会开新派武侠的先河，毕竟梁羽生金庸的前辈们如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此时正在被教育改造。从《龙虎斗京华》中的义和团开始，梁羽生对于自己小说的政治立场是由衷的支持还是违心的妥协？

香港的左派既有霍英东这样与大陆有着悠久战斗友谊的元老，也有六十年代激进的类似于革命小将的理想青年，以及八十年代以后更现实务实的大陆投资主力军。香港著名摄影师蒙敏生曾经拍摄在大陆“文革”期间香港的社会万象，留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纪录。蒙敏生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当时的香港左派特征：

“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

并且评价他的父辈们：“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梁羽生在《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的长文中深刻评价亦师亦友的金应熙，并且写道：“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梁羽生本人早年在岭南大学受金应熙影响，曾经接近过马列主义，但梁羽生本人坦言：“并未成为马列主义者。”梁羽生供职于左派，却并未成为真正的左派。当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梁羽生遭遇那个时代风暴，其中的情况就必然会非常的复杂微妙。

造化弄人，历史往往是戏剧化的。1956年《大公报》为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开设《三剑楼随笔》专刊，每日一题江湖论剑，也称得上一段佳话。后来金庸辞职，独自创办《明报》，并逐渐成为右派。在1962年难民潮，1963年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以及在香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1967年的“六七风暴”等事件中，《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百剑堂主在武侠史上虽然并不出名，但笔名百剑堂主的陈凡是著名的左派记者。在这场左右派的笔战中，陈凡以“张恨奴”的笔名连写《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等文，攻击《明报》和金庸。1997年9月30日，陈凡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0月6日，金庸参加了他的葬礼，并送了花圈。早在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生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发表在《大公报》“大公园”版：“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州年诗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文革期间，陈凡行为失常，身藏小刀，以毛泽东‘大刀卫士’自居，对于高举儒家思想《明报》，自是口诛笔伐。而六七风暴中，金庸成为左派的重点攻击对象，被攻击成为豺狼庸，险遭左派暗杀，不得不外出避祸。而此时的梁羽生既未如金庸那样向右转自立门户，也未像陈凡那样成为狂热的激进左派，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如同在三剑楼中的位置一样，梁羽生虽然受过左派师友的影响，并且自己处于左派体制之中，却游离左派右派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从左派的体制中脱离出去，并且以叛逆者的姿态挑战自己曾经处于的体制，而陈凡以体制卫道者的身份狂热捍卫自己所处的体制。抛却政治与历史的结果，他们都是主动地去挑战或者维护体制，而梁羽生更多的是在体制中被动地生存。这就注定梁羽生不可能像金庸明确地在小说中暗讽大陆的左倾政策，也不可能像陈凡那样坚定地拥护左派的政治立场。或许更多是像文革中的文人那样被动地服从，如巴金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遵命文学”或者“长官意识”。但梁羽生在武侠这块政治上的边缘地带中却又企图反抗体制的制约，或者说在体制之中获得灵魂的宁静。

很多人都知道金庸曾经求职于外交部，结果因为出身问题梦断京华，并且遭遇了老父遭大陆镇压的惨剧。这一系列的变故以及金庸的性格决定了最终金庸以右派的姿态挑战他曾经身处的左派体制。但很少人知道梁羽生的父亲也同样遭到了大陆的镇压，并且梁羽生企图回乡救父，被朋友劝阻，没有受到牵连。虽然二人的父亲后来都给予了平反，两人都表示对此释然。但除了能够知道他们当年的痛苦之外，无法了解他们父亲被左派镇压又供职左派报纸的心态。当然我们知道的是，两位同样因为武侠闻名于世的年青人，一个脱离了左派的体制，并且挑战这个体制，时至今日功成名就；而另一位则留在了这个体制之中三十余年，晚年在看似平静中远去澳洲。

由此联系到帖子的题目，就很容易联想到《肖申克的救赎》。少年时看《肖申克的救赎》，，当看到安迪在越狱的大雨之夜，仰天享受自由的雨水，热血沸腾得久久不能平静。后来经历了岁月之后，关注得更多是监狱所象征的体制对人的改变，如老布出狱后的自杀，瑞德出狱后的困惑，以及安迪等人身处体制之中的态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把监狱看做一种典型的规训作用形式，而规训的任务是制造新人，是按照权力的要求制造温顺的主体。其实监狱只是一种体制，而体制无处不在。如同剧中的经典台词一样，“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正因为了有了体制，才有体制中的灵魂救赎。

梁羽生处于体制之中，他也要被体制化。对于梁羽生的生活，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梁羽生是纯粹的书生，所以十分的低调平静，无法知道是否是体制化的结果。但在梁羽生武侠中的体制化就是无休止的江湖革命义军与官府反动派的战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梁羽生作为那个时代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加上左派的影响，有很强的民族自尊感。所以梁羽生笔下的义军多半是反对异族侵略，当然在天山系列，由于满清是合法政府，反对异族侵略与反对官府就合二为一了。梁羽生武侠不仅贯穿着江湖革命义军，还有维护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江湖系谱，那就是天山派。天山系列是梁羽生武侠的主体部分，创作时间上从早期的《塞外奇侠转》《七剑下天山》到晚期的《弹指惊雷》《绝赛传烽录》，人物系谱上从《还剑奇情录》中陈玄机开始，由张丹枫、霍天都凌云凤延续到晦明禅师、白发魔女创立天山派，再由天山七剑，唐家父子到金世遗家族，最终到云紫萝家族结束。天山派与义军制定了梁羽生武侠的江湖道义框架，并且维护这江湖的秩序。革命义军是梁羽生左派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明场体现，而天山派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暗场支撑。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般架构是，由于阶级斗争衍生出的正邪不两立导致官府与义军的对抗斗争，延伸到江湖之中，由天山派所代表的侠义道对决官府武士集团如大内总管、锦衣卫统领以及邪派江湖人士。义军与侠义道的各代传人对决官府各任武士集团的领导，反反复复的斗争演化为梁羽生江湖的革命斗争史。其实一般的武侠也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江湖正邪斗争史，只是梁羽生把左派的阶级斗争引入其中，并且他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说教，招惹读者反感也在所难免。

如果梁羽生仅仅是如此的体制化革命武侠小说家，固然他诗词功底深厚，固然他身处体制之中令人同情，最终他的武侠也会被历史遗弃到旧纸堆里。梁羽生在武侠构建具有左派的体制同时，也在不时地破坏着小说中的体制，于是在正襟危坐的革命大侠堆里总会不是冒出些许异端出来。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与义和团有关，尽管此书现在看来很是粗糙，而且左派的政治立场比较明显，但梁羽生后来曾经援引鲁迅对义和团的看法，认为义和团是兽性的爱国主义。梁羽生在确立自己风格的《白发魔女传》关于卓一航的塑造上，就脱离左派的政治立场。梁羽生在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中曾经提到，当时连载时，左派的看法是卓一航应该被转化过来，成为坚定的革命分子，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幸好梁羽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才没有把赖以成名的小说变为武侠版的《青春之歌》。梁羽生曾经说过，当年小说连载的时候，在《大公报》连载政治性较重的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连载政治性较轻的小说。如政治色彩较重的《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等均在《大公报》连载，而《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则连载于《新晚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私家侦探的《重读梁羽生》）。

在梁羽生的小说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女主角往往要比男主角强势。究其原因部分因为左派的妇女解放思想，我觉得更多的是梁羽生被动地处于体制之中，没有勇气能力或者机会去脱离挑战体制，在小说代入到男主角中就形成了软弱、犹豫的形象气质，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女性人物身上。由于女性人物往往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并且感性大于理性，所以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除了有时会有革命气息外，一般都是引导男人进步的自由主义女神。典型的如卓一航李逸等人物。卓一航在武当派的责任与自己的爱情之间的犹豫，尽管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梁羽生刻画得很细腻深刻，但武侠毕竟有很重的意淫色彩，不免显得软弱拖拉，没有江湖儿女敢恨敢爱的豪情。再如李逸，出场也是张丹枫的名士派头。但在李唐易主的时刻，作为王孙，事业上李逸在与武玄霜的对抗中惨败后迅速心灰意冷，远遁塞外；感情上，徘徊于武玄霜、上官婉儿、长孙璧之间优柔不决。金世遗虽有毒手疯丐的愤世嫉俗与梁羽生的厚爱，坦白的讲他还是很软弱的，最终还是被梁羽生的武侠体制驯服，成为所谓的大侠。所有男性人物中也只有张丹枫一人配得上“亦狂亦侠真名士”，不仅有着侠义之风，还有兼济天下的国士之风，基本上没有革命道德气息。

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半是英风侠骨，光彩照人。而梁羽生对自己武侠体制的破坏也往往是由笔下女性人物凄美的爱情故事来实现的。如早期的白发魔女、飞红巾，虽然她们都革命侠士的出身，但更多的是以一夜白头的凄艳来展示她们爱情与人格的光彩。白雪无垠的天山上，练霓裳的绝世容颜映衬着青丝如雪，纵横江湖谈笑自如的江湖豪情，神伤魂断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情，误了时光的优昙花，叹一声造化弄人，将无限风姿镌刻在天山似乎无古无今无来无往的无尽时空之中。这样浓烈的诗意浪漫岂能是僵硬的武侠体制所能限制得了的？再如《女帝奇英传》本是为武则天翻案的小说，最终还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段天山脚下的爱情凄美。武玄霜出场时俨然武则天的政治打手，但是还抛下郡主的威严尊贵，以及梁羽生所赋予的侠义道德，追寻自己触手却不可及的爱情与自由。十年的恩怨情仇最终化为李逸的一个托付，将最疼爱的幼子托付给自己心中最爱的人，对于武玄霜与李逸来说都是一种凄然的爱情补偿。

梁羽生小心翼翼地地在符合左派政治立场的武侠体制中编织自己的爱情悲剧，以在体制的高墙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肖申克救赎》中，安迪为狱友播放《费加罗的婚礼》，在那一刹那，身陷囹圄的犯人在心灵的宁静获得了自由。梁羽生似乎很钟爱这样的宁静，将他笔下的痴男怨女放置在遥远的藏边回疆，碧空如洗、冰雪如画、绿草如茵的自由天地中，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侠义道德，甚至没有看客，梁羽生的凄美爱情天籁般地自由回响。

如果说这些爱情悲剧是梁羽生自我的灵魂宁静的话，那《云海玉弓缘》与厉胜男则是梁羽生灵魂的自我救赎。在厉胜男以前或者以后，梁羽生的爱情悲剧或是因为出身差异，或是因为家族仇恨，有的干脆是血缘关系造成的，而厉胜男的爱情与这些基本无关。对于厉胜男的争议也很多，有人认为厉胜男过于野心膨胀，有人认为厉胜男对爱情追求过于强烈，有人认为是源于人性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但对于梁羽生来说则是，厉胜男彻底挑战了他的武侠体制以及他内心深处永远不敢翻越的体制高墙。梁羽生笔下的人物多半极其遵守他的武侠体制，即使张丹枫、练霓裳等人也只是超然。而厉胜男如蛇岛下汹涌的岩浆喷薄而出，以极其强大的热量与力量冲击着梁羽生体制下的江湖，梁羽生牢不可破的武侠体制终于在厉胜男岩浆般生命力的灼烧下破溃。厉胜男出身邪派宗师乔北溟门下的厉家，身负满门四十三条人命的仇恨开始短暂而耀眼的人生。在小说中，厉胜男近乎以不择手段的痴狂偏执追逐着自己人生和情感的目标，历经千难万险胁迫金世遗获得江湖三百年梦寐以求的乔北溟武功秘籍，并 并杀死江湖两大邪门顶尖高手孟神通和西门牧野报得家仇；最终携玉弓独上天山挑战天山派掌门人唐晓澜，用尽手段、计谋、勇气甚至生命压倒天山派，夺得天下第一高手完成家族的使命；厉胜男用情用到极端，为了争夺与金世遗的爱情，用尽手段百般要挟，不惜自断经脉，杀害无辜，直至以命相搏，为了逼迫金世遗成亲，舍命战胜唐晓澜，死在与金世遗的新婚之夜。坦白地讲厉胜男身上有很多的人格缺陷，但她有着赫拉克剌斯般战胜命运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水浒》狂欢英雄们的破坏力，更有梁羽生笔下女性对情感与自由极度的执着。厉胜男实际上是梁羽生的一次精神狂欢，她破坏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她藐视并战胜所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她狂热而纯粹地追逐爱情与自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她的脚步，死亡也不能。当厉胜男以自爆生命的方式战胜天山派，当金世遗在厉胜男无可抗拒的情感面前正视自己的情感，厉胜男死亡前绽放的笑容成为了处于体制之中的梁羽生自我的救赎。

在以后的岁月中，梁羽生再无厉胜男式的人物。文革期间，梁羽生埋头著书，武侠成为梁羽生在政治风暴的避难所，也成为地道的遵命文学，革命武侠了。当左派体制的高墙渐渐坍塌，梁羽生也渐渐开始转变，诸如《弹指惊雷》《剑网尘丝》等书中略显偏激的杨炎、齐勒铭。不过当从体制的高墙走出来时，更多的是迷惘与彷徨，同样的情绪也反应在梁羽生晚期显得有些混乱的武侠小说中。1984年梁羽生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宣布封笔，三年后声称老来从子移居澳洲。至今，关于梁羽生的采访不少，梁羽生本人也陆续写出文章反思自己的人生，但由于商业或者政治的原因，这些基本上都是隐约提到当年旧事，并没有系统对梁羽生整个人生的分析总结，无法知道梁羽生漫长人生的心曲，也无法知道面对澳洲的碧海蓝天梁羽生是否如安迪与瑞德那样找到理想中的自由天地。上半年传出梁羽生在悉尼中风，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样的身体状况对于著书立说已经不可能了，恐怕梁羽生看似平淡实则复杂的人生经历将会成为一个秘密，供后人猜测。

回顾梁羽生的一生，不难发现所谓梁羽生以及他的武侠小说的平淡并不平淡。还是对比曾经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和陈凡。金庸一直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中，明写看似左派革命团体的红花会，其实已经叛离了左派的政治立场，而且金庸将这种叛逆发扬光大，成为成功的体制叛逆者挑战者。当大陆结束左派政治之时，金庸再华丽一个侧身，当年的叛逆者赢得无限风光。本着对金庸本人不予置评的角度，金庸是比安迪更加彻底也更加现实的叛逆者，他有更大勇气和更强烈的意向争取他的名利最大化，而安迪追求的还是好莱坞商业童话中的碧海蓝天。对比右边的金庸，陈凡是坚定的左派，可以说他被完全体制化，也可以说他理想化到极端，他遭遇的是比金应熙还要强烈的左派或者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我觉得金庸与陈凡其实是一类人，他们具有超越平凡人的雄心或者野心，只是在时代的歧路口他们分别向右转向左转，古往今来的历史也往往是这样的人和事所组成。就像很多观众对安迪的19年越狱的漫长与恐怖感到绝望一样，大多人处于一种体制之下更多的是扮演瑞德和老布的角色，逐渐适应某种体制的生存直到这种体制的坍塌。尽管《肖申克的救赎》是极其优秀的电影，但还是把现实概括过于简单了。大多人也并不像老布一样脱离体制之后去去杀，人苟且偷生的惯性太强了；也不像瑞德一样超然，更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去找到墨西哥的海滨。

梁羽生平淡下的复杂微妙反而可能是平凡人最真是的选择。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梁羽生，没有金庸陈凡那样鲜明的左右立场，他是中间人；作为处于党派倾轧之间的中间人，会同时受到两边的压力，也往往会因冷静的中间立场成为党派之争的牺牲品与人格上的高洁者，如李商隐、苏轼。但是梁羽生不是，他没有成为坐或者右的成功者或者失败者，也没有成为当时各方诋毁日后万人景仰的中立者，他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留下了不为人注目的平淡，而在这种平淡下存在着三种悖论：

1、关于左派。梁羽生在大学期间有倾向左派的激进，东方红太阳升的背景下，青年学生必然会为之激动。但显然梁羽生早早就与左派保持着距离，老父之死可能是一种刺激，从梁羽生对义和团和卓一航的看法上可以看出，梁羽生不是真正的左派。但是梁羽生并未像金庸一样脱离左派，而是一直停留在左派之中，直到时间将自己与左派分离。其中的原因是左派一如深似海的压力，还是著书本为稻粱谋的压力？毕竟左派的体制不是监狱的极端体制，更何况体制也要体制的好处。梁羽生在左派体制承受重压的同时，也实现由体制高墙带来的利益，家庭稳定，夫妻和睦，儿子也培养为留洋博士。体制化带来的压力与权利使得梁羽生与左派恩怨交织。

2、关于武侠。在梁羽生的心目中，不免有轻视武侠的看法，毕竟武侠有先天的不足。诸如如果梁羽生从事纯文学创作，恐怕成就不仅如此的观点，也经常出现在对梁羽生的评价中。客观地讲，梁羽生诗词功底深厚，但若是仅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诗词占得历史上的一席可能性更小。梁羽生的散文给我感觉是更加的平淡。或许如梁羽生本人所说：“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有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武侠不仅给予梁羽生名利，还帮助梁羽生躲过了文革中的政治风暴。梁羽生创作武侠时，坚持宣传左派政治立场，力不从心地粗糙应对大量地文债，梁羽生显然是把武侠当做应付体制和市场的工具，这个方面上梁羽生对待武侠是不认真，不诚恳的；在以武侠与体制和市场周旋的同时，梁羽生将武侠看作释放心灵压力的端口，才有了梁羽生平庸武侠中的精彩夺目。

3、关于人生。或许有人会说梁羽生有些消极软弱，在随波逐流中明哲保身，只不过运气好，第一个写了武侠，才有了现在的江湖地位。其实不然，梁羽生移居悉尼后，曾经在《冒险到底》一文说诉说梁羽生不为人知的一面。梁羽生曾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怀揣20元港币，在生存的惶恐中只身闯荡陌生的香港；也曾经在《大公报》小有成绩之时，冒着风险涉足他很陌生的低谷中的武侠小说；直到74岁高龄，疾病缠身的梁羽生冒险去做极其危险的心脏手术。梁羽生在访谈中曾经说过他是金世遗与张丹枫的混合体，我觉得还应该加上卓一航李逸等等软弱迷惘的男性人物。在人生时间空间的岔路口上，冒险到底与徘徊不前，意气风发与隐忍迷惘，文人诗意与凡人世俗，各种生命的矛盾融合为梁羽生的平淡泊然。

对于梁羽生的人生，我觉得他给予读者的不是仰视的光环，更不是警惕的失败，甚至不是阅读小说般感慨，而是真实的平视，从在体制三十年悲喜交加为平淡的人生平视同样处于某一种体制之下的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更像是从一个简单或者散漫甚至错误的开始出发，命运也好，性格也好，终究遮不住最真实也是最动人的心灵之声，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达到梁羽生可能达到的武侠顶峰，完成了类似于《春江花月夜》对宫体诗的救赎。

略论《金庸梁羽生合论》

[ 2007/1/22 12:13:00 | By: 黄搞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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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搞搞

    文学论争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诞生
之后，无数作者起而效之，刮起了武侠小说的飓风。作为开创者的梁羽生，以及后来居
上的金庸接连地推出了精彩之作，“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时至今日，他们的作品依
然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之作。一九六六年身为《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想借着武侠小说的
热浪，将自己创办的《海光文艺》推向读者，于是请来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
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应罗孚之邀仅在《海光
文艺》第四期上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显然，罗
孚想热闹文坛的想法落空了。由于金庸的热情并不高，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即便如此
，我们也应该透过这一系列表象，去挖掘《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对武侠创作者，尤其
是对金庸梁羽生对这些武侠大家的影响。

     一、略窥《金庸梁羽生合论》

　　

　　《金庸梁羽生合论》长达两万字，基本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对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
创作进行了一番比较，找出异同，品评优劣。佟硕之言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
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两人都“兼通中外”，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
）的影响较深，梁羽生则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
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意想不到之妙，梁羽生则写作手法比较平淡朴实
，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开篇看来，佟硕之的评论似也中肯，可接下来的批评似
乎已带有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了。佟硕之从武、侠、情等方面对金庸进行了批评，说金庸
写武功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时又成了忠奸不辨，写爱情甚而不顾是非礼仪。在谈到文
字风格时，对金庸在旧回目诗词的引用上，一针见血，提出了著名的“宋代才女唱元曲
”之说。读于次，很容易让人想到佟硕之是否就是梁羽生本人呢。果然，1988年罗孚在
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揭露了《金庸梁羽生合论》的真正执笔者就
是梁羽生本人。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一九
五六年十月到第二年共三个月的时间内，金庸、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写过《风虎
云龙传》）在《大公报》副刊版上开设了名为“三剑楼随笔”专栏，“或谈文史掌故、
名人轶事，或谈琴棋书画、诗词联谜，或论神话武侠、剧影歌舞，每多神来之笔。”①
梁羽生同金庸如此熟稔，可以想见，梁羽生化名佟硕之的这篇文章，招招攻心，记记击
中了金庸的要害。面对如此的文字攻歼，金庸乃至其他武侠作家又将何去何从？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加之金庸又是个坚毅好胜的人，从这年（即一九六六年《金
庸梁羽生合论》发表，金庸的《天龙八部》正在连载）以后金庸所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金庸对梁羽生的某些看法是不认同的。虽然当时《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后，金庸
只以《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对梁羽生的批判提出了辩驳。当然金庸之所以能成为
今时的武侠第一人，与其谨严的创作态度是不可分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对他批评
真切之处，金庸也一一予以改正。从金庸对武与侠、对爱情、对人物的刻画、对历史的
处理中不难发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打响。

　　二、从金庸的创作看合论的影响

　　

　　（一）影响一：“神奇怪诞”“为国为民”——金庸对武与侠的特殊阐释

　　佟硕之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
是达成“侠”的手段。写武功不宜太怪诞离奇，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他批叛了金庸的
武功到《射雕英雄传》后已越来越神怪。金庸似乎并不同意佟硕之的看法，在《天龙八
部》中，以剑气杀人的“六脉神剑”，《笑傲江湖》中的“吸星”，这些武功恐怕
以足矣让梁羽生匪夷所思了。更为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则完
全颠覆了传统的武侠小说，让不会武功的韦小宝游于众人之间而独立鸡群，这更是与梁
羽生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金庸也另接奇葩。《
笑傲江湖》中围困任我行的梅庄四杰即以其独特的武艺成为佳话，琴棋书画这些最为传
统的东西被金庸融于武功之中，尽善尽美，也让人赏心悦目。《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以
书法化入武功、杨过的“黯然销魂掌”以诗句化入武功，从实战上来考虑，将书法诗词
融入武功似乎儿戏，有附属风雅之嫌。但也正是这些独到之处成了金庸说最吸引人之处
。剑中有诗、剑中有书，刀光剑影中显出诗文韵味，打斗的目的不再是杀伐，更是文化
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许多武功多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
感也都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书中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药知识，多彩的
人文地理景观……中国文化美好诗意的一面，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刀光剑
影中这位洋才子的功力是不可小趣的。金庸、古龙的小说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对庄禅
境界的追求，但更为让其高出同辈的也许是将这些化在具体的打斗情景中，使刀光剑影
中洋溢着书卷气。《笑傲江湖》中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以无招破有招”的剑术，《天
龙八部》中枯荣大师的枯禅功只到半枯半荣的境界，无法达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
亦枯亦荣”之境，以及《神雕侠侣》中“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的剑魔独孤求败的求
败意识和剑学五境界，所有这些，都源于作家对佛道思想的领悟。“打斗场面的人生感
悟、文化色彩和哲理成分成了金庸关于武的特殊阐释。”侠客的打斗逐渐由内转外，由
技能转为修养，由技击本领转为武学境界，由注重物质转为突出精神。武侠益趋人文化
。而在对侠的看法上。金庸也在《射雕英雄传》中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给了侠以
全新的概括。将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这种侠义传统与儒家最高价值标
准的完美结合，使具有“为国为民”大侠精神的武侠形象成为中华民族最完满的人格象
征，为读者所推崇。他在将原本为此类江湖传奇所不可避免的“快意恩仇”的行径，作
了进一步的淡化处理，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任意杀戮的观念。金庸将真正的大侠归于
能笑傲江湖的人。从早期的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到后来的杨过、令狐冲等等。
前者总让人感觉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后者更为潇洒、自在得多。再往后《鹿鼎记》
为我们塑造出了韦小宝这样一个武侠世界四不象的人物。不难发现，“金庸的小说历经
了正义大侠—大侠—中侠—无侠—反侠的过程。”②侠也是真的人。金庸小说中的侠多
活跃于平衡江湖的多元文化之间，成了文明进步的一种变革的推动力量。侠的真正本质
，并不是以善对立与恶，而是以激进对立于保守，从而体现其特立独行的不凡人格力量
。

　　诚如佟硕之所言“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后期作品如《笑傲江湖》中的聋哑婆婆
，最初读者都不知她是谁，直到最后才揭出她是仪琳的母亲，似乎就有着西方侦探小说
的意味。古龙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在一次与金庸的座谈时，古龙就说“武侠小说有一
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
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梁羽生则依旧坚持己见，他所塑造的侠之大者多为典型的侠派正宗，正邪分明，具
有理想化的倾向，有几分公式化、概念化的成分。也许这是“亦狂亦侠真名士，能笑能
歌迈俗流”的名士型侠客才是梁羽生文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思想意志在其笔下江湖
的浪漫追求吧。也许正是二者的追求不一样而成就了各自笔下的英雄，但是如若从人性
的复杂与矛盾来考虑，金庸的“以身试法”无疑得到了更多人的喜欢。他“将人性带出
可见的低迷与庸弱，让生活在平庸状态的人们有以兴奋和感动，获得回肠荡气的高峰体
验。”③

    （二）影响二：金庸将情进行到底

　　“武”“侠”“情”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
合论》中将金庸同梁羽生的爱情做过一番比较，“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
较起来，则似乎稍微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
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他批判了金庸小说犯了爱情至上、不顾是非的毛病，且惯用
一男多女的爱情模式等等。熟知金庸的人提到情无疑则都会想起贯穿《神雕侠侣》始终
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也许没错，在作者的眼里确实是爱情
至上的，但这并不奇怪，任何事情都是人物性格使然的。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
中就说“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其实却须归于两人本身的
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
地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在《韦小
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也说“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几十部小说中，我感
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也许正是意识到“情”对于武侠创作，人物性格刻画的重
要性，金庸将情进行到底，最后在《鹿鼎记》中韦小宝身娶七妻臻于极致《笑傲江湖》
中，令狐冲能在名、利、权前如此的超俗，源于他对情的追求。这种爱情至上主义可看
作是金庸将生命的无限提升，如此的真挚与执着。温瑞安也曾在评点《笑傲江湖》中指
出：“这些贯穿全书的‘大丈夫气概’‘英雄意识’‘好汉心态’最后还是落实在‘情
’字上达到了升华。”《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恐怕则会让梁羽生嗔目结舌了，七个老婆
坐怀其中，不仅延续了一男多女的追求模式，更是让韦小宝成了七个人的归宿。《鹿鼎
记》拆解了美丽的爱情神话，也恢复爱情的本来面目，世俗而现实。且不论这种观点是
否陈滞落后，但着无疑是对佟硕之最强有力的抵抗。

　　

　　（三）影响三：“忠奸不分”——金庸人性形象在塑造

　　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合论》称颂了金庸前期的作品艺术价值较后期要高，且正邪
忠奸有别，后期作品却于大是大非而不顾，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隐忍的批判金庸不懂
历史。作为一个要以作品鸣于世的作家，金庸当然有其独特的性格。以《鹿鼎记》的韦
小宝为例，他已完全丧失了金庸前期作品中陈家洛、袁承志等梁羽生心目中完善的大侠
风范，取而代之的是机灵过人、油腔滑调、见风使舵而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形象。不论是
宫廷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还是三山五岳高手云集的江湖世界。韦小宝以其“三角猫
”的功夫却能如鱼得水，无往不利，这不得不让人意外了。这样的人物又如何去评价他
的是是非非呢？也许正因为金庸通过自己的笔写出了现实中的残酷，展现了生活中的无
奈，人的身不由己。韦小宝显得更为真实也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了。也正是这一无厘头形
象，串起了整个《鹿鼎记》的故事。金庸自己也曾说韦小宝是个判逆的角色，说谎、整
人，唯一会的也就是挨打就逃了。这种反英雄是真实的，也更是普遍的。相对于梁羽生
同期的作品来比较，金庸的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他有意无意的将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在
读者面前，并不作出结论，却总让读者们久久沉思，这样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成功的。金
庸自己就说过：“人生并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
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由
此可见金庸笔下人物的成功与金庸对人生的透彻理解是分不开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之
所以令人一读再读，百读不厌，是因为他牢牢地把握住了成功的要诀——借暂时的人物
来描写永恒的人性（雨果语），这样，他的作品才散发出纯文学名著所特有的永恒的魅
力。”④金庸自己也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
价值。”金庸塑造出的具有完满人格的理想形象看似高高在上，但他也同样予以他们常
人的喜怒哀乐，有爱亦有恨。《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侠肝义胆，豪爽慷慨，却也因仇念
而造诸多杀孽，手刃自己的情人阿朱，落得终身愧疚。这是人性的真实。《射雕英雄传
》中机智过人的黄蓉，到《神雕侠侣》中成了相夫教子，为子女操劳的婆妈形象，非但
没损读者对她的好感，却使黄蓉的形象更为亲切感人，人物由神性走向了人性。

　　

　　（四）影响四：“痛改前非”——金庸修订旧作结奇葩

　　佟硕之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出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的，金庸则是现代的洋
才子。在诗词回目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上，洋才子自然被名士提出了批评。“金庸的小
说最闹笑话的地方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
’的妙事。”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指的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与“渔樵耕读”中
樵子答唱《山坡羊》之事。樵子所唱以及黄蓉所答，并非是金庸为书中人物所代写的，
而是引自前人的作品，且为元代散曲名家所作，其作者张养浩，宋方壶皆出生与1227年
成吉思汗死后，而黄蓉与樵子的对答则在成吉思汗在世之时，那么黄蓉唱元曲则被佟硕
之称之为金庸犯了常识性错误。且不论小说对诗作的引用需不需要如此严格，但这也足
以让金庸重新注视自己的作品，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修订工作。增删故事情节，回目诗词
修改，尤其是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回目诗词上下痛下苦功。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以说达到了巨细靡遗的地步，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都有
，改后之作文字风格更为典雅流丽，独具魅力。在回目的重新设计上，金庸也下足苦功
。“从《雪山飞狐》的不着一字，到《射雕英雄传》等的四字拟目（如“风月无情”“
故人之子”）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子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
）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在
到《鹿鼎记》将前人查慎行的诗句融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风期月旦评”）”⑤
作者的匠心独具不可不说受到了佟硕之批判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金庸象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大规模的修订自己的作品，这也不
可不看作是对佟硕之批判的最高回应。在金庸的修订版中，历史意识的增强是其最明显
的意图，其于历史处的谨严态度也被人笑称其有“历史癖”。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
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津津乐道。一方面多凸显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作者
在正文中附加了注文、按语，引述史料，更显历史真实感。《碧血剑》附了人物论《袁
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附有成吉思汗家族传记，尤其《鹿鼎记》为甚，金庸自己
都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在金庸的修订版中，各类夹注俯拾即是，更有甚处将具体
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就增进了“‘据历史记载，大
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
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话。”⑥金庸小说无论是
其前期对背景的勾勒，还是修订版中体现的对史识的娴熟，都体现出其史实的渊博，最
起码不是佟硕之口中的缺乏常识。黄蓉唱元曲那回（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回末金
庸自注说：“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
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而在其他书中，金庸亦时时对其小说
中与史实不符之处加以解释。如《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故意错乱时间、
地点，虚构杨过打死蒙哥事，而回末金庸乃特特征引史料多种，并曰“为增加小说之兴
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又如《鹿鼎记》第二
十一回：“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
有这位建宁公主长大，是皇太后亲生。”后自注说：“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
治之妹。建宁长公主封号也要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
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小说七分
虚构、三分历史。他将真正的历史同传奇故事合而为一，水乳交融，总是合情合理恰倒
好处，读者难辩真假，有时候明知是子虚乌有，却往往从心底更愿意相信小说里所说的
是真实的。金庸老到的笔法，不拘泥于历史的真相，突破传统的模式，以假乱真，让传
奇人物来深刻反映历史精神的实质。正如《鹿鼎记》中韦小宝其人其事，直如痴人说梦
，但谁又能说这部小说中的人事在当时的独特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呢。金庸将历史化为传
奇，达到了化境。


     三、 成就大家

　　《金庸梁羽生合论》的发表迄今以近40年，新派武侠小说也日趋成熟。从开山鼻祖
梁羽生，到后来居上而集大成者金庸，再到受前辈影响另劈蹊径而独放异彩的古龙。三
剑侠虽都已封笔，但他们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侠义英雄，他们的作品被竞相
拍成电影电视剧，热闹了文坛，也热闹了百姓的生活。以金庸为甚，“正如宋代有水井
的地方就有人歌咏柳永的词一样，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读金庸的小说。”武侠
塑造了金庸，金庸更改变了武侠。金庸以其谨严的创作态度，孜孜不倦的学者精神，花
费了上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作品一修二修再修，不厌其烦琐，可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
肃认真的通俗作家，更也许《金庸梁羽生合论》这根导火索功不可没。

　　

注释：

　　1.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2.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3.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290页

　　4.董跃忠《武侠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5.6.林保淳《金庸版本学》

　　

参考文献：

　　1.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葛涛谷红梅苏虹选编《金庸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葛涛谷红梅苏虹选编《金庸其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7.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吴晓东计碧瑞《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姜璐杨正芳选编《著名专家学者被师大演讲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徐扬尚《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金庸《金庸作品全集》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杨澜访谈金庸：我可能对人性越来越了解了
发表于 2009-07-27 09:30:49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时间:2006-10-08 10:38来源:杨澜访谈录 作者:杨澜 点击: 17次
一 杨：查先生，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有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说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 金：有过这


　　一

　　杨：查先生，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有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说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

　　金：有过这个想法。我对自己的武侠小说作了一些修改，改了七年，我全部改完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十五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大概有时候要改大半年，有时候改差不多一年，所以前后改了差不多七年，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鹿鼎记》我酝酿很久，也有很多年轻读者写信给我，说最喜欢韦小宝，想模仿韦小宝，所以我觉得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感染。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局大大修改一下，我想了故事：我想写韦小宝他喜欢了，他现在很有钱了，我想写他遇到高手，人家骗他，他钱输得很厉害，而且他跑到云南去；我想写他碰到几个老朋友，有个老朋友敲他竹杠，他就给他钱了，老朋友很坏，要把他抓到北京去见皇帝，他就很怕；我想写他很倒霉的时候，他几个太太逃走了三四个。

　　杨：逃走三四个，还有三四个留了下来。

　　金：我想使他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点，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实际上我写小说人家赞不赞赏我不去理他，但是人家的反对我觉得很有理由。

　　杨：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金：他们认为《鹿鼎记》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叫人家学哪一个，韦小宝也不是正面的主人公。我一直主张写小说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所以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生存，这种人中国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子，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主要是写阿Q的一种精神胜利法，我就觉得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要赚钱，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那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

　　杨：所以您决定不改这个结局了，还让他继续有着七个老婆和很多的钱财。

　　金：是。

　　杨：您最终并未修改韦小宝的结局，这让很多“金迷”都长舒了一口气啊。

　　二

　　杨：在您的小说《笑傲江湖》里出现的令狐冲，跟您过去写的郭靖、杨过、张无忌这些人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很有自由思想的一个人吧？

　　金：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个人如果没有权力欲，没有名利欲，就会自由自在，潇潇洒洒，但是如果大家都处在权力斗争很厉害的时候，那你想自由自在也不可能。

　　杨：所以其实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您对过去的所谓英雄形象的反思在里面？

　　金：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隐士欲望，希望不要做官，能够退隐，但是在当时要退隐不容易，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名利羁绊，能够不受权力的控制是很难的事情。

　　杨：在你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大侠，从陈家洛到郭靖、杨过、张无忌，然后乔峰，然后到了令狐冲再到韦小宝，似乎我们看到你笔下的英雄从原来正统越来越走向叛逆，当然韦小宝是一个可能更反英雄的角色，这是不是反映出你当时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金：不是，我可能是对人性越来越了解了。年纪大了，对世界上的事情了解多了。年轻的时候崇拜英雄，好像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好像真的有什么大英雄，但年纪慢慢大了之后，知道这个大英雄后边其实有他自己卑鄙的一方面，有他见不得人的一方面。

　　杨：也有很矛盾的一方面，像乔峰最后只有自杀才能够了结自己的痛苦，是吗？

　　金：是，到后来这些人性的困难就慢慢了解了，起初写的英雄人物，写得黑白分明很简单，鲁迅也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小说以前都是“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

　　杨：非此即彼。其实人性很复杂的。

　　金：是的，人性没有这样简单。

　　三

　　杨：我记得八年前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曾经谈到过自己的祖父，他在丹阳做知县，而且很快要升知府了是吧？

　　金：对。

　　杨：因为丹阳的教案他庇护了当地百姓，所以辞官不做，应该说他的这种正义感，为民请命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对您幼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金：不单单是祖父，而且从小受这种教育，中国人教育都是教育做个好人，做正派人，不要做坏事。我祖父干了这个事情对我当然有切身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好人是天经地义的，也不能说是希望做好事将来有好报，我今年八十岁，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就是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杨：但是仍然要做，是吧？

　　金：是，然后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得起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惟一觉得良心上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结了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除此之外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将来有好报，好报恐怕没有。

　　杨：除了祖父之外，像父亲和母亲，对您影响大吗？您当时跟父亲和母亲哪个更加亲密一些？

　　金：我母亲是个很正派的女人，她不会做坏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影响。我父亲开钱仓，做企业，一个地主，我觉得他人很好，但是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所以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

　　四

　　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你的书在祖国大陆是被禁的，在台湾也是被禁的，在台湾被禁说是有统战思想是吧？

　　金：台湾主要是因为《射雕英雄传》，毛泽东写过一首词。

　　杨：对，《沁园春·雪》。

　　金：说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射雕讲成吉思汗，他说你这部书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杨：很有意思是这两本书在祖国的大陆和台湾同时都被禁了，但是同时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两岸又慢慢开始对你的书解禁了，先是蒋经国邀请您去台湾，对不对？

　　金：是。

　　杨：他有没有跟你谈到你的武侠小说？

　　金：谈的。

　　杨：他喜欢谁？

　　金：他没有讲哪一个，他说我的武侠小说他都喜欢看。

　　杨：他还让您去参观金门是吗？

　　金：金门我也去过，那时候对台湾的政府提各种意见，我谈了作为一个不是垃圾也不是国民党的中立人士对台湾的看法和意见。

　　杨：他跟你的讲话当中至今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金：我总在劝他不要老是想反攻大陆，我说你反攻大陆没有希望的。

　　杨：你就这么直白跟他说吗？

　　金：我说你国民党兵力六七十万拿到大陆一下子就没有了，你搞得台湾人民生活也痛苦，你这样子反攻大陆没有希望，不如把台湾建设得好一点。

　　杨：他怎么说？

　　金：他说意见很对很对。他说我最近也不大提反攻大陆了。

　　杨：您第一次见邓小平是什么时候？

　　金：1981年。新华社邀请我去见他。

　　杨：他怎么样跟你谈起您的作品？

　　金：因为《明报》主要反对“文化大革命”，拥护邓小平，他说你们《明报》意见大部分我同意，但有一部分我不同意的。我说当然了，我不是垃圾，您的意见我也有不同意的。

　　杨：听说他的桌上还曾经放过《射雕英雄传》？

　　金：他桌上没有放。但后来他跟我要些小说去，他的床头放了。

　　杨：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喜欢哪个人物的？

　　金：他说你的武侠小说我喜欢看，没有指出哪个人物。跟我谈得很详细的是。看我的小说，他常常去考人家，我小说有幅对联，如果人家讲得出，他就说，你可以跟我谈谈金庸的小说了。

　　杨：不过我觉得查先生，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很有一点讽刺的意义，你曾经是一个被两岸都不接受的人，后来又被两岸都接受了，甚至两岸的高层之间某些信息的往来是通过您来完成的。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其实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各种战乱和政治的纷争当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中华民族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它在你的小说当中实际上是有相当集中的体现。

　　金：我的小说基本上代表中国的传统思想。

　　杨：你觉得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金：我觉得是忠孝仁爱这种道德观念。对人应该要真实，应该对父母孝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大致都是这样的。

温迪雅访金庸
发表于 2009-07-27 09:26:33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时间:1999-01-03 10:31来源:生活时报 作者:温迪雅 点击: 10次
温：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界去看看。 温：据说1950年时，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
　　温：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界去看看。

　　温：据说1950年时，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

　　金：也不是去求职，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官。作为外交部的顾问，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要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讲故事，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温：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金：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就写了。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具有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

　　温：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江湖社会”，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

　　金：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比如《水浒传》这部小说，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如宋江、武松……本身就是“江湖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但主要的，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

　　温：您并不会武打功夫，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

　　金：好像是天生的，就像讲故事，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文人则可浪漫一点。

　　温：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在香港，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我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要学会计算，学会经营，这是跟文人无关的。

　　温：也正是因为您把“文人”和“企业家”分得清楚，才得以成功？

　　金：我这个脑筋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

　　金：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温：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

　　金：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温：武侠小说和《明报》这两样东西，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武侠小说在1970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

　　金：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办报纸，人多、责任很重，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趁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早点把报纸卖掉，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关于武侠小说，我自己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这样性格的人写过，我希望不要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我希望不要重复。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是我真正的感情。

　　温：您生长在浙江，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的感情，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

　　金：这种感情是不同的，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去，死在浙江。


　　温：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金：香港对我很好，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我做生意也很成功。我到饭馆里吃饭，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很开心，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有人误会，以为我想做官，希望搞政治，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

　　温：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您曾经犹豫过？

　　金：这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当时一直犹豫，因为《明报》是个很独立的报纸，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的话，人家会说：你受了“人大”的委任，但只有赞美，没有批评了，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了。当时犹豫，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个不是捧场，是为香港服务，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纸，对香港非常了解，对内地也非常了解。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懂法律，最后就当仁不让了。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热心、很努力地做了。

《环球》杂志专访金庸：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
时间:2005-02-16 15:51来源:《环球》 作者:廖翊 点击: 6次
金庸，一个无需任何介绍的名字，一个与一大串豪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读者或观众在欣赏郭靖、杨过、韦小宝的故事时，大可追问他们的究竟，但对于创作者，往往不甚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据此保持自己的神秘与清高。作为性情中人的作家，哪怕演绎过无数繁复跌宕
　　金庸，一个无需任何介绍的名字，一个与一大串豪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读者或观众在欣赏郭靖、杨过、韦小宝的故事时，大可追问他们的究竟，但对于创作者，往往不甚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据此保持自己的神秘与清高。作为性情中人的作家，哪怕演绎过无数繁复跌宕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极为纯真，并且极度固守这份纯真。《环球》杂志记者见到的金庸就是如此，尽管他已80高龄。

　　《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廖翊

　　一场请辞引发了一场争论，成为记者采访金庸的直接原因。处于风波中心的金庸，心情怎样？

　　“我，一笑了之！”老人慨然，一脸慈祥。

　　金庸的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香港北角渣华国际中心。公司大门两侧橱窗摆放着金庸著作的插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碧血剑》……记者恍然感到某种童话色彩。

　　童话的主人——集作家、学者、报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本身是一个神话。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金庸说。

　　采访在金庸敞亮的办公室里进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香港美丽的海景；倚墙而立的大排书橱，摆放着金庸各种版本的小说和论著。记者与金庸就这样“依书面海”而聊。

　　“英雄”也问出处

　　“府上哪里？”金庸问记者。

　　“江西吉安。”

　　“那可是名人荟萃之地啊！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刘辰翁、解缙……江西自古地灵人杰，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席。”金庸如数家珍，“我在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所带的博士生中，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宋朝政论性散文的，离不开研究江西大家。”

　　“我和你算得上老乡——我的祖籍是江西婺源，后来才迁到浙江海宁的。”这是记者第一次听说，十分惊讶。

　　“日本侵华时，我和家人南下逃亡，从金华进入江西上饶、吉安、瑞金、赣州；然后到了广东，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战乱中途经江西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说，很想回江西看看。

　　一个念旧的人，自然讲情义。当初，正是难拂老友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

　　“我当时与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他何时离开浙大，我就什么时候辞职，共进退吧！”鉴于张浚生目前调离浙大，金庸此番请辞，完全是照计划进行，由此引发的风波，为老先生始料不及。

　　“我觉得很奇怪。不久前，浙大医学院院长也辞职了，又请了一位医学院士当院长，很正常啊，反应很平静呀。大概是我写小说出名了，所以，有人拿来做文章。”金庸很不解。

　　争论和风波的焦点是关于金庸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认定。当记者问及金庸如何看待这种质疑、以及某些人质问出处时，老人十分平静：“这只是个别学校、个别人的观点，我一笑了之！我的任职资格是经过中国教育部审批的，如果教育部觉得我的资格不够，不批准就是了！”

　　他表示，假如媒体对他的任职资格展开讨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他很欢迎，“但是，现在国内某所大学的个别老师，像美国一样对别人说三道四，这就不好了。按中国的习惯，一般不对同行内部的变动发表什么看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应该尊重。”

　　不以“资格”论英雄

　　“您怎样看待学者的学术资格？”记者问。

　　金庸回答：“全世界的研究机构或学术部门、大专院校等都会有资格、级别的认定。资格的形成，除了学问、涵养，还有资历的积累。但不一定级别低，学问就差。”

　　对于某大学教授“金庸连副教授资格都不够”的说法，金庸说：“这个我不会生气。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副教授不一定比教授差，教授比副教授差也很常见。浙大有些副教授学问很好，我自认为很多地方不及他们。一个人学问的高低并非由职称来决定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正如北京一个教授指出的，是一种陈腐的“学术血统论”。

　　他还表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但却成了大文学家和大历史学家，大学者陈寅恪连正规的大学文凭都没有，现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据说是工科出身……这些都不很重要，衡量一个学者的资格关键看学问。”

　　金庸感慨道：“现在的博士与以前的博士意义不同了，今天的博士研究学问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已经不‘博’了，越来越跟社会脱离关系了。”

　　谈及自己所带三女一男四个弟子，金庸很满意：“他们分别研究清朝李慈铭的日记，唐朝小说传奇，宋朝政论性散文等，学问都做得不错。在做《华山论剑》的电视节目时，我对他们是赞扬和鼓励的。其中一位突然对阴阳五行产生了兴趣，我对这个不大懂，认为这是迷信，没什么研究，我提议她向浙大一位对阴阳五行很有研究的老师学习。”

　　他表示，学者应有严谨的学术精神及正确的学术观，并对一些无端传闻予以澄清：

　　“有人说我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笑话百出，错误很多。其实，那场演讲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南京的历史地位，我提到南京是与台湾发生关系最早的大陆城市，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就派几千人从南京出发前往琉球，也就是现在的台湾，这是一段重要历史；第二个问题是，从宋朝到明朝，南京和福建建阳同为中国雕版活字印刷的中心，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我认为，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中国海上交通的地位及文化中心的地位值得骄傲，南京大学学生应有责任继承和发扬。这个讲话可能出错吗？

　　“当时，还有同学要我就意大利一位哲学家‘一切历史就是现代史’的观点发表看法。我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主张应还历史本来面目，像‘四人帮’那样拿所谓的‘儒法斗争’来配合政治是不符合真理的。但我表示，问题超出了演讲内容，应由贵校历史老师来讲，我不能喧宾夺主。

　　“这怎么可能让学生笑话呢？实事求是很重要！浙大有位传播系学生问我：‘如何做好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说，尽量说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

　　剑胆映琴心，治学为“入世”

　　作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名校荣誉学位获得者及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金庸表示，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没有学术贡献和发展，叫什么学者？”同时，还应关怀社会和人民，要学以致用。

　　“学者应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对社会有贡献，应该有入世的精神。”金庸说。

　　他同意北大一位学者的观点：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不同，历史工作者重考据，而历史学家则通过朝代更迭看趋势，以警示今天。他觉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今天更有意义，“比如，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考证哪个皇帝皇后的生卒年月”。他谈到对中国现存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我一直不赞成中国发展小汽车，而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小汽车的发展和普及耗费大量石油，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石油已经超过1亿吨。中国出口的服装、鞋子、农产品等赚取的外汇，拿来买石油烧掉，浪费能源，污染空气，影响长远发展。如此下去，将来势必发生能源危机，并可能造成其他危机。今天的美国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

　　他说，他曾就这个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进行探讨。他说，这种始终一贯的关注其实也体现在小说创作中，这是他的“新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的深层原因。

　　“我的小说都有很曲折的故事，包括动人的爱情故事。爱听故事，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传统。以前的武侠小说大多表现的是为朝廷和官府服务，压迫人民，思想意识还是反人民的；新武侠小说有人民观，讲人民反抗朝廷的压迫。同时，还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在写《天龙八部》时，就表达出汉族和契丹不要战争、要联合的观点，没有任何大汉族主义思想。”

　　记者笑道：“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人眼里，这些思想似乎都无以构成你的学术资格。如果你研究一辈子《七侠五义》，对这本书逐一考据，那么，你的学术资格没有问题。反之，你即便形成了自己的人文观点，写出更精彩的作品，但你的学术资格还是要被质疑。你怎么看？”

　　“我想，这不是我的悲哀。”金庸说，“我还是这个观点，真正做个学者也不能完全坐在书房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做学问一定要学以致用，这样的学问对社会才有贡献，才有意义。”

　　近两个钟头的谈话在自然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不见金老先生有任何倦意。临别，他笑吟吟地对记者说：“想送你一套我的书，你自己挑一套吧！”

　　这是记者求之不得的赠予。从长长的书橱里，从各种不同版本中，记者挑了一套精装的《神雕侠侣》，恭敬地放置于金庸先生的案头，老人家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上他的赠语。今天的金庸，赠给了一个老读者崭新的侠客故事。

湖南卫视访金庸
发表于 2009-07-27 09:08:35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2004年3月21日至27日，湖南卫视由“晚间”客串“背后”的主持人张丹丹会同《背后的故事》摄制组专程到香港采访了金庸，期间不仅与金庸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精彩对话，还亲眼见证了金庸在香港的生活。3月28日，风尘仆仆的张丹丹刚回长沙，第一时间向本报透露了采访金庸的全

　　2004年3月21日至27日，湖南卫视由“晚间”客串“背后”的主持人张丹丹会同《背后的故事》摄制组专程到香港采访了金庸，期间不仅与金庸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精彩对话，还亲眼见证了金庸在香港的生活。3月28日，风尘仆仆的张丹丹刚回长沙，第一时间向本报透露了采访金庸的全部过程。

　　久别朋友正点重逢

　　3月22日下午，香港明河集团金庸的办公室，远道而来的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架线、调机位，一切有条不紊进行。这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往外眺望，正好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在办公室的左右两边墙壁，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版本的金庸武侠小说和精美图书。

　　3点30分，一位老人走了进来，正在忙碌的张丹丹定睛一看，对方穿着麻灰色西装、打着亚麻领带，手里还拎了个公文包。“是金庸先生！”张丹丹立即起身迎接，她怎么也不敢相信80多岁的金庸大侠还会打扮得如此“时尚”。张丹丹与金庸约好的采访时间正是3点30分，金庸这么守时，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更为特别的是，这次金庸没有带任何随从，尽管他的身份是明河集团的董事长。

　　张丹丹与金庸是第二次见面了。之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9月底，金庸应邀到南岳衡山当“武林盟主”，并做客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头次见面，金庸对张丹丹的印象很好，张丹丹对这位“大侠”也顿生敬意。后来，张丹丹得知金庸每天有看四本书的习惯，还特意在长沙买了几本书寄给香港的金庸。


　　“你寄给我的书，我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你！”金庸没有任何寒暄，打起招呼来完全像面对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这次能给我多久的时间？”张丹丹也直截了当。上一次金庸在长沙参加节目录制时，就因为时间过于仓促，才使得采访不很充分，这次来香港，目的就是为上次的节目做补充采访。

　　“我5点钟约了人，还要请别人吃饭，如果没有约定，我肯定会请你们吃饭。”说完，金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查看了一下日程安排。

　　张丹丹知道金庸守时的办事原则，为了让采访顺利一点，她真诚地说：“我是主持人，还不能算一个专业的记者，如果我问的问题比较幼稚，你不要见怪，不过，我希望今天的采访能无所不谈。”

　　“当然无所不谈。”金庸笑了一下，然后说：“但是，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不会回答。”

　　采访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一个故事要排除10个不同内容

　　采访内容主要围绕武侠小说，金庸显得分外高兴，他从随身带的公文包中掏出正在修改的《越女剑》书稿给张丹丹看，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的文字。金庸说，目前他的武侠全集大多已经修改完毕，前期的修订本也已经在香港上市，不久后将进入大陆市场。他创办的企业——明河集团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武侠小说的删改与出版。

　　对于小说的修改，张丹丹很久以前就有耳闻，特别让她关心的是，在《射雕英雄传》的修订版中，金庸竟然让“黄药师爱上了梅超风”。

　　“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其实看看小说就很自然了，我第一个版本里面黄药师跟梅超风的师生感情早就有了，不过以前我写得比较隐晦，很多读者看不懂，现在我修改一下，写得更加明白了。”

　　“等于就是说让黄药师爱上梅超风，您早就有预谋了？”

　　“也不是爱上她，实际上是有相当好的感情，所以后来欧阳锋去打黄药师，梅超风扑在师傅身上代受一掌，用自己的命救了师傅，这里面既有师徒感情，也隐约包含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

　　“您写的小说故事总是曲折离奇，令读者欲罢不能，请问你的故事为什么写得这么好？”

　　“我写故事通常会根据人物的发展写下10个不同的内容，这10个内容通常是读者或其他人能够想到的，我都会全部舍弃。等到写下常人想不到的第11个故事内容，我才认可，这样我的小说故事不可能不曲折离奇。我通常就是用这种排除法来写小说的。”

　　电视编剧不见得有资格改我的小说

　　在张丹丹看来，金庸是个儒雅风趣的人，采访中，她多次被这位80多岁老人的丰富知识与人生阅历所折服。然而，在敬佩的同时，张丹丹也感觉到金庸是个非常“狂傲”的人。

　　金庸对电视剧的改编一直心存异议。近年来，他的武侠小说被拍成多个版本的电视剧，且在电视剧市场一度被称为“救市之作”，由此很多读者与观众多次问金庸：“你对哪部电视剧最满意？”金庸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把我的作品修改太多的，我都不满意，改得最少的我最满意。”

　　金庸说：“我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最好，但我不喜欢别人改动我的文章，而且一个电视编剧也不见得有资格来修改我的小说，他如果喜欢改编，为什么不去写一部比金庸写得更好的武侠小说呢？”

　他的隐私像一座城堡

　　在金庸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金庸与夫人的照片，照片里的金庸夫人梳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白色外套，非常漂亮，仔细观察，还真有点像香港女明星关之琳。

　　指着照片，张丹丹问：“你能说说自己的感情生活吗？”

　　金庸迟疑了一下，然后风趣地说：“这是我的秘密，你现在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我不能说。”张丹丹想继续追问他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但都被金庸婉言拒绝。

　　采访之前，张丹丹查找了很多关于金庸的资料，她知道金庸有个弟弟不久前去世了。金庸很落寞，多次面对媒体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为了挖掘背后鲜为人知的兄弟故事，张丹丹在采访中不时引导，不料金庸说：“你对感情很感兴趣？”话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带着一个回绝的信号，张丹丹只好欲言又止。

　　感情话题屡屡遭拒，张丹丹感觉到：在金庸儒雅的背后，其实也有着深沉的孤独，“他的隐私就像一座城堡，任何人都别想攻进去”。

　　邓小平、为金庸点烟

　　金庸是“邓小平单独接见的第一位港澳同胞”。“文革”时期，邓小平遭到“四人帮”的迫害，金庸在香港写了很多社评支持他。1981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决定在北京单独接见金庸。

　　提起这段往事，金庸显得特别高兴，他对张丹丹说：“中国有两位领导人为我点过烟，一位是邓小平，另一位是。邓小平很爱抽烟，他在接见我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抽，他便拿出一包‘熊猫’牌香烟递给我，我从中拿了一支，他随即划燃火柴给我点上。接见完我要走时，邓小平又把那包‘熊猫’牌香烟递给我，说：‘这烟很不错，你拿回去抽吧！’我没有客气，就把那包烟带回来了。”

　　喜欢君山银针“针锋相对”

　采访不知不觉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坐在椅子上的金庸显得有点不安，他不停地摆换着坐姿，像个“不听话的小孩”，弄得在旁的摄像师不知所措。

　　张丹丹知道金庸坐得太久需要活动，而且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也快要到了，于是，她起身扶起金庸，并拿出一包随身带的“君山银针”茶，说：“您小说里面黄蓉当帮主时，召开的丐帮大会正好在君山，我们就把这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金庸很高兴，连连点头：“好，谢谢，我很喜欢君山银针‘三起三落、针锋相对’的风格。”

　　金庸的头衔繁多，既是香港明河集团的董事长，又是《明报》的股东，在送别的电梯里，张丹丹与金庸聊起了生意。金庸说：“我不是生意人，我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我是教书的。”金庸还当即转换话题，然后开玩笑地对张丹丹说：“你们湖南省广播电视局的魏文彬局长与湖南卫视的欧阳常林台长也是武侠小说迷，而且魏局长还很喜欢我的小说，你回去之后，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香港不乏金庸“追星族”

　　采访完金庸，《背后的故事》一行5人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忙着拍外景，一路去金庸创办的《明报》做采访。《明报》是香港三大报之一，属金庸一手创办起来的报纸，虽然现在已经转手他人经营，但金庸还是占有10%的股份。张丹丹本想找些《明报》的原始资料，结果由于种种原因，采访未能如愿。

　　金庸是香港人，张丹丹原本以为香港市民对金庸不会过于崇拜，但有一天，张丹丹在酒店里看《天龙八部》，一位服务员看到后，急忙问：“这是金庸送给你的吗？他有没有给你签名？”急迫的心态一点也不亚于狂热的“追星族”。

　　《笑傲江湖》帮张丹丹以退为进

　　张丹丹虽然不是地道的“金庸迷”，但从小也看过不少金庸武侠小说，小说中的一些哲理还帮她**了人生迷局。

　　张丹丹1998年开始在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当新闻主播，刚开始的一年，她感觉十分郁闷，因为不管怎么努力，观众总是对她反应平平。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丹丹看了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小说中“令狐冲在华山面壁思过，不知武功如何突破，风清扬提醒他做事不要过于认真，要如行云流水，以退为进。”读到这里，张丹丹似有顿悟，她学着放松了自己的心态，结果主持起来格外亲切自然。

　　通过与金庸近距离接触，张丹丹如今对金庸有了更深的了解。她告诉记者：“金庸小说中涉及的棋局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棋局，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多读书。”

广州日报访金庸：回归后，港人怕老婆不怕政府2007
发表于 2009-07-27 08:19:58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时间:2007-06-20 14:43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窦丰昌邱瑞贤杜安娜 点击: 9次
回归10年，下决心“淡出江湖”的金庸，其实并没有停止对香港命运的观察和思考。让他评价“一国两制”的实践成果时，他眯眼一笑：“回归后我们还是怕老婆不怕政府！”



回港休假的金庸在办公室里接受本报特派香港记者专访。金庸，人们熟知他那既能描侠客肝胆又能绘女儿柔情的江湖笔，却鲜识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

为了香港回归，金庸热情洋溢地投入奔走过——他参与过基本法的起草，也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回归10年，下决心“淡出江湖”的他，其实并没有停止对香港命运的观察和思考。让他评价“一国两制”的实践成果时，他眯眼一笑：“回归后我们还是怕老婆不怕政府！”

从香港走出的武侠泰斗造就了无数人的江湖梦，如今他却背起书包到英国上学堂。近日，这位80岁的“老学生”完成硕士学业回港休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文/本报特派香港记者窦丰昌、邱瑞贤、杜安娜　　图/本报特派香港记者杨勤

参与立法

“当初让我们去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说到立法的原则，我们都说，让香港人‘宁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为在法治社会里，老婆不讲法，政府是讲法的。”

初见小平

“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几页，不敢多看。”

个人简历

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生于1924年。香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1959年创办了香港《明报》、《明报月刊》等，1985年起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迄今为止写下14部长篇武侠小说，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香港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金庸心中有数。他一边积极筹备音乐剧庆贺，一边兴致勃勃地为内地送给香港的大熊猫命名。

关于回归：

邓小平创举大胆又精彩

记者：香港正在举办一系列庆祝回归10周年的活动，你有参与吗？

金庸：《笑傲江湖》排成了音乐剧，打算在上海演出。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排的，我同意北京舞蹈团将这个作品排成歌舞剧。另一部《天龙八部》也打算排，是为了迎接奥运，明年将在开幕式上演出。

香港回归的活动，我有参与为大熊猫命名。这对熊猫是中央送给香港为了迎接回归10周年的，起名“乐乐”和“盈盈”，是我取的。“盈盈”有丰盈、经济发展的意味。

记者：其实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参与回归工作了。您那时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

金庸：是的，我当时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次开会时我就发言《论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那时邓小平先生刚提出“一国两制”，很多人都认为“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之前也没有过，这是一个创举。连香港的公务员都是从本地居民中选举出来，这跟上海、北京、广州都不同。我当时就觉得，邓先生这个意见很大胆也很精彩。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什么都不变。这个意见很有意义。现在看来，一国两制是做到了的。

关于香港：

有“不变”也有“渐变”

从1993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后，金庸就逐渐淡出“江湖”。可是“回归”却是他的闲适生活中难以回避的一个名词，写了几十年政治评论的他，依然在用自己敏锐的观察目光注视着周遭的一切变化。

记者：那您觉得回归以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正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回归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1997年6月30日我睡好觉，7月1日起床，发现香港什么都没有变化，当时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

到现在为止，香港继续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陆法系”的《基本法》并行，这样使香港的社会环境和英国、美国都比较接近。当初让我们去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说到立法的原则，我们都说，让香港人“宁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为在法治社会里，老婆不讲法，政府是讲法的。（笑）

记者：那回归以后，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继续“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还是啊，政府如果侵犯人民权益，人民可以和政府打官司，政府会输掉，要赔钱。

记者：之前我们也听说，回归以后，香港市民的参政意识更高了。

金庸：英国统治的时候完全没有民主，市民想参政都不行。立法局议员都是港督任命的，谈不上参政的问题。回归之后，立法局由民选，有些人有兴趣就去参选，参政的兴趣比以前要多一些。

记者：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可程度有没有在增加？

金庸：在内心深处，香港人对一些事件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国家的认可程度确实在增加，尤其是我们的爱国心，应该是一直没变的。

关于基本法：

提普选要循序渐进

金庸曾说过，亲眼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望。1981年7月18日，他受邓小平接见并访问内地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1984年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他迈开了积极投入这段历史的脚步。

记者：据说您是香港新闻界第一个受到邓小平接见的。

金庸：我1981年就见过邓小平，我特别敬佩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香港回归的问题。特别敬佩邓小平。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时70多岁，我50多岁。当时两人对着抽烟，各自谈了一些政见。邓小平说看我的小说，不过只在临睡的时候看几页，不敢多看。（笑）

记者：您当初为何会接受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任命？

金庸：我本身就是学法律的，从1985年接受委任参与起草到完成，一共花了5年时间。我是香港小组的组长，内地的组长是肖蔚云。

记者：从回归以后的实践看，当初《基本法》起草的水平如何？

金庸：我们自己认为，《基本法》起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在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的一些条款有争议。

比如政治体制上的，有人提出要普选，我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循序渐进。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不能马上搞普选。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才会理性化投票。对政治体制近几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我们保守，还有人提出2007年应该马上进行普选，修改《基本法》。

但我们应该看到，《基本法》研究了很久才制定下来，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如果我们香港《基本法》马上就修改，那么可能会动摇和平统一台湾的信心。

记者：回归以来，对《基本法》，特区政府曾经两次要求全国人大进行释法。

金庸：人大有规定，如果意见不同的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决定机关。比如1999年的“居港权”事件，香港人和内地人在内地生的孩子能不能成为香港居民？《基本法》没有讲清楚，需要全国人大释法，这就需要两边机关的协调。

记者：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没有预设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金庸：我们设计，立法会的法案出来之后需要行政长官通过，如果两次没有通过，就需要选举新的立法会，但如果新的立法会提出的法案还是没有通过，市民就会对行政长官提出异议，这时候就需要选举新的行政长官。不过，回归以来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笑）

关于晚年：

10月份继续攻读博士

记者之所以能在香港看到金庸，是因为他刚刚完成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业而回港休假。金庸的夫人曾说过，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肩上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而免试让他入学的女校长理查德则说：“有句话不怕被他知道，我认为他真的很老！”

记者：您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么？

金庸：我读的硕士已经毕业了，今年10月份到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读两年。

记者：您的校园生活很有趣吧？

金庸：（笑）我是住在学校的，全封闭学习，不能请假离开的。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配了一个导师，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如果平时出行，要跟生活导师请假。我的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十八九岁的。我特别喜欢校园的感觉。

记者：博士准备攻读什么方向？

金庸：还是读唐史，具体方向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本来想研究匈奴和匈牙利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匈牙利国是匈奴人建的，结果被教授否决了。后来我又想研究云南大理国的历史，老师却说已经有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研究得很好，所以又被否决了。要找一个课题真的很难，我最后找到唐朝的一段历史，打算对“玄武门之变”进行新研究，因为我提出其实李世民的兵力不强，不可能发动兵变杀死兄弟和姑姑，老师说你这个有新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没想到老师会这么严格吧？

金庸：要找一个好老师很难的，老师学问很好，这样我才能真正学到学问啊。

记者：您能适应这种学习吗？

金庸：挺不容易的，中国的唐诗，《资治通鉴》，都要好好看。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论文，因为论文要用英文写。我英文不好，所以比较辛苦。英语的口试难度比较大，但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就格外开恩，给了一个65分的及格分，这样我才能继续念博士。（笑）

记者：您的“金迷”们一定不明白，您这么大年纪这么高成就还要再去辛苦念书？

金庸：（笑）其实已经有高校给过我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但是我喜欢校园生活啊。来到学校里，才发现自己很多书都没有看过，所以觉得跟他们学习，收获很大。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能跟我们说说现在英国主流社会对香港回归的看法吗？

金庸：对于香港的回归问题，英国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坚持时间到了，就应该归还；但另一派认为不应归还。过去他们总说中国人不懂民主，但是英国现在已经看到变化了，也就不再讲了。英国人承认一点——中国的“一国两制”，他们是无话可说的。

关于武侠：

现在我写不下去了

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写完人生中的14部武侠小说，戛然而止。然而他绘出的那一个个侠客梦，却在一代代人心中生根发芽，绵绵不绝。

记者：您承认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吗？

金庸：从我的作品里面确实体现了这种思想，不赞成对中国的侵略。

记者：您作品中的主角总是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是不是一种隐喻？

金庸：（笑）我自己没觉得。

记者：武侠小说的写作现在是不是不景气了？对将来发展形势有什么展望？

金庸：现在我自己是写不下去了，因为觉得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

记者：还有，最近百家讲坛有专家在讲您的作品，还在讨论《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您这次的修改中有没有写？

金庸：（笑）我自己还是不知道。

记者：有人说，您说您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主角是令狐冲，但是真实性格却更像郭靖。

金庸：（笑）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我笔下的每一个主角，包括韦小宝。

金大侠印象

在得知我约访到金庸谈回归后，好几位自称“骨灰级”“金迷”的朋友都跟我说：拜托了，给金庸写一个大点的版面。曾有人说，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感受尤深。

所以去见金大侠，内心里难免都怀着一种隐隐的向往。金庸在香港的办公室，占据北角一座高级写字楼。落地玻璃窗环及三面，似乎凌空架在蔚蓝色海面之上；靠门的一面墙是一个超大书柜，曾经陪伴我们枕边慰藉多少难眠之夜的一个个侠客梦，静静地排列着。

去见他的那个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阳光，可是比不上老人叙说英国校园生活时笑容的灿烂。这是他最喜欢谈的话题，轻松兴奋得像个孩子，两眼眯成一条细线。看着这一身越老越天真的力气，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妒忌，也完全理解了这名83岁的老头为何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堂。

他刚刚结束对自己作品的一轮大修改。采访结束时他端详着那个大书柜，眯着眼睛，让我们各自在他最新修改的版本中挑一套。看见最先被挑走的是《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他又是眯眯一笑，然后工整地在每一套的扉页上分别写下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们在一代代的侠客梦中逐渐变得成熟，金大侠却在幸福地变老；他早就不再写了，这几年来屡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却越发地俗不可耐。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些源于字里行间的梦与感动，是永远都不会被忘怀的。

记者手记

人物传奇

在江湖中寄托政治情怀

要写金庸的传奇，总有一种毋庸赘言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书写一代武侠泰斗的政治情怀。事实上，金庸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财富——一为武侠，一为报纸，俱是他抒发政治情怀的阵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下午写小说 晚上写社评

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17岁时，年轻的查良镛就开始初现他的“政治”才能——他写了一篇题为《爱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当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却因为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装腔作势，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情怀——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毅然抛妻离职北上外交部求职，但因为出身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

重回《大公报》后，他不久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其时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名好友相约在报纸上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金庸初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上个世纪50年代，他与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从此，他的武侠写作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1972年。

随后金庸拿着8万元港币创立《明报》。这份报纸的机遇是1962年5月，10万内地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详尽评论“逃亡潮”，结果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通常是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实际上，小说中的武侠江湖是其政治情怀的寄寓，而社评则是政治情怀的理性阐发阵地。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金庸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有人扬言要火烧《明报》，金庸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

起草《基本法》问心无愧

1981年，他作为香港新闻界的第一人受了邓小平的接见，这次对内地的访问让他感触良多。1985年，金庸成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1990年2月27日，《基本法》通过，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1991年，金庸宣布从明报退休。可是打算“淡出”的他却忍不住在1992年再出山，只因为该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晚年的金庸逐渐退隐，却积极访问台湾和内地，那双充满政治情怀的眼睛，始终闪亮。有人说，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怀，也就抓住了他一生的主线。

顶一下

专访金庸：办报纸是拼命写小说是玩玩
发表于 2009-07-06 08:02:30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金庸1924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影响深远。

　　很多人给你写传记，你自己看吗？

　　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摄影 林津鹭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利多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两岸三地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而美食家蔡澜是新加坡人，只对中国的潮州、福建、台湾以及东南亚的菜肴有兴趣，金庸先生对这些菜能不碰就不碰。

　　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之说，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他太太自称为‘围棋寡妇’，余先生老是下棋，没有时间陪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记者闻听这种“小说家言”，笑道：“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七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记者为此事问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记者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许倬云、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记者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话的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时代周报：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样？

　　金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由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文革”时候，所谓真的历史好多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好像开国大典的照片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德怀这些人都在哪儿。后来彭德怀发生问题，彭德怀在照片上没有了，后来林彪发生问题，林彪在照片上没有了，彭真有问题了，彭真在照片上也没有了。

　　时代周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金庸：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在林彪慢慢恢复名誉，林彪就慢慢出现了。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时代周报：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时代周报：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

　　时代周报：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80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时代周报：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民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们汉族办得不好，你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时代周报：听说你小说封笔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庸：我研究历史越多，就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你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教条马列这种西方的观点来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秉琦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那个划分这样发展的。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时代周报：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虏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小说里面。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时代周报：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办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时代周报：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时代周报：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时代周报：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时代周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时代周报：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时代周报：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时代周报：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邓小平，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时代周报：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时代周报：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毛泽东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刘国重:

时代周报：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时代周报：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时代周报：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时代周报：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时代周报：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金庸何苦入作協 （20090628）
发表于 2009-06-30 21:13:33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善讀者，皆知報刊娛樂版標題的用處不在揭示一篇報道的主旨，不在提其綱挈其領，而在製造另一則新聞，與該篇報道不甚相關的「新聞」。假如某位女藝人在露天場地開演唱會，載歌載舞，大汗淋漓，於是會後對記者抱怨今天天氣太熱，全身像泡過桑拿一樣。那麼編輯或記者多半會定下這麼一條標題：〈×××自爆：我濕晒〉。
　　大陸報紙仍有文化版的傳統，很叫香港人羨慕；可是文化的處境在哪裏都差不多，所以它們也得自強不息，力求更新，辦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娛樂組看齊。今年初，我陪陳丹青在北京座談，談了兩三小時，其間有記者問起陳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應答了幾句。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報道的題目赫然是〈陳丹青梁文道共話范冰冰〉，好像我倆閒著沒事，很花癡地談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為此，陳丹青後來還在另一個場合裏訓斥當今中國媒體之墮落。
　　
　　本來我覺得這也挺好，讓文化沾點娛樂的星光，不失為一道續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複發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週我在杭州有場講話，主辦怕我「敏感」，不讓我早定主題，最後搞成了一局漫談。但我還是盡力整出一條綫，從朱陸異同講到《伊利亞德》，看古人研讀經典的意義何在。沒想到第二天報紙出來，標題變成了〈梁文道：韓寒是下一個魯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協毫無意義〉；可憐朱晦翁陸象山泰山喬嶽，皆不及韓寒金庸奪目。記者並不關心我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只對市場負責，只對自己代表市場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韓寒仍能形成一個市場。恰恰是這種文化市場的出現，使得金庸自動申請加入「作協」的舉動變得那麼不可思議，那麼荒誕。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陸作家手中接過名片，上有「國家一級劇評人」的頭銜。當時我還很不理解，怎麼劇評人也有國家評級？那一級二級又該如何評定由誰評定呢？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不只是個榮譽，還是切切實實的身份待遇；好比「經理」、「高級經理」和「總經理」一樣，「三級作家」、「二級作家」與「一級作家」也有很實際的差異，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於副部長的級別。
　　也就是說，作協是種把作家納入官方體制的機構，讓作家（尤其是「專職作家」）全都變成公務員，領取國家的好處，接受政府的俸祿。在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藝術家都必須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員，除此之外，再無謀生之徑；不能單靠稿費版稅，不能賣畫求存，也不能憑上佳演出在市場爭出一條活路。可現在，文化產品的市場形成了，像韓寒，光是版稅就能過上相當體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國家頒個「一級作家」的身份讓他「分配」一幢好住處呢？所以他去年火併作協的時候顯得特別有本錢，能夠直斥作協內的專職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韓寒，金庸簡直更是華人文化市場的天皇，百年來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協，難道謀的是副部級醫療待遇，甚至部級的養老服務嗎？
　　
　　作協當然不只是實際利益的分配工具，它還是象徵資本的分配系統。很久以前，加入作協，得到分級，你才算是個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個好作家。可如今，相對獨立於國家體制的「文學場域」又見成形，相對於官方評定的天下公論也早已回歸；圈內圈外都知道，「國家一級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國家一流作家，全國作協主席鐵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國文壇祭酒；作協的象徵作用又還剩下幾斤幾両呢？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體制強把文學場內的身份化約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統，不只用官僚級別的方法判斷作家的地位高低，還使得文學藝術的尊嚴屈從在政治的權威之下。例如全國作協主席是個部長級的職位，那是不是意味著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徵資本還及不上國務院總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根本是兩套不可比的系統。中國固然有以官職代別號的稱呼傳統，但有誰會相信杜工部王右丞傳頌千古，全憑他們的官做得夠大？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災民「縱做鬼也幸福」名揚天下，莫非我們以後會把這位「王副主」列進杜甫、王維等人組成的仙班？
　　雖然阿來、和賈平凹等一眾好作家都是作協成員，但他們生在內地，各有因由，我們外人不該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認的武俠小說宗師，影響幾代人的說部大家，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對他敬重有加才對，又何苦自貶身價跑去和官員們部來部去？
　　天子呼來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寧願繼續閒話范冰冰，也好過自動報名加入作協，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請被接納了。
　　

寿多自辱

和菜头 @ 2009-6-21 18:57 阅读(360) 评论(5) 引用通告 分类: 航海日志

名动天下的文人，老来可以进入从心所欲的境界。再说什么，再写什么，人们只会交口称赞，而不会有丝毫质疑。因为他们往昔的成就令人们心折，而年岁增 长了他们的智慧。哪怕他们变得和自己的孙辈一样任性妄为，却也能让人们从中看到率性和通透。金庸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步入老年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让喜爱他 的读者蒙羞，年高变成了众人掩饰自己惊愕的借口。



历史上有两个金庸。一位是离开大陆的金庸，他在香港奋力工作，为《明报》撰写评论抨击现实，每日连载武侠小说娱乐读者。彼时的金庸敢言敢为，用惊人 的创造力一次次打动读者，无论是评论的锋利，还是小说的侠气，都值得人们尊奉他一声“金大侠”，他也当真是在香港笑傲江湖，弯弓射大雕。



另一位是归来的金庸，他已经变成了走穴娱乐明星。在大陆的诸多所作所为，和他的作品和主张已经全无关系，看起来更像是为了他在大陆迟到的文名和版税做补偿：



昨天，金庸用一块钱把版权卖给央视，成为娱乐头条。

昨天，金庸和一群IT精英做华山论剑，成为IT头条。

昨天，金庸在浙江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成为教育头条。

昨天，金庸对往昔作品进行大量删改订正，成为新闻头条。

昨天，金庸以八旬之身前往剑桥大学读书，成为笑话头条。

今天，金庸主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天下大哗。



看看他回归大陆后所做的一切，“不甘寂寞”四个字呼之欲出，鲜活无比。金庸用了三十年时间奋斗，终于成为世人景仰的“金大侠”。却只用了十年时间， 就从“金大侠”变成了“金爵爷”。从神雕大侠杨过到鹿鼎公韦小宝，只不过是在转身的一刹那。金庸谈侠学佛，却掩盖不住老来愈演愈烈的贪婪和自私。获得华语 世界的喜爱犹嫌不足，他还需要更大的名望。因此，他不惜倒贴央视，取悦网络，用教席抬高身价，钦定作品集以符合主流价值，远渡重洋用名校为自己贴金，最后 还要用作协的顶戴证明自己修成正果，获得他们在自己身后持续不断的支持。金庸活得就像一把算盘，哪里还有一星半点侠气？对自我的迷恋已经达到欲望的程度， 他几时堪破了我执？



中国人说“富则多事，寿多则辱”。金庸参加作协，和郭敬明这样的抄袭作家同列，可谓是自取其辱。没有人想羞辱金庸，而是他自己服从内心贪欲的召唤， 一次次造作，一次次自己羞辱自己，让人不得不看低

中华读书报
金庸：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大缺陷

新闻午报　 2005-08-21 09:50:25





　　尽管以自己的三亿读者为荣，但是靠写小说起家的金庸现在开始后悔当初选择写小说而不是搞学术研究。“写小说，娱乐的是别人，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他说，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交谈，发现自己的学问太少了。要是当初不办报纸，不写小说，就能有多点时间来研究历史和西方文学。谈起电视剧改编，谈起两岸和平问题，金庸的直率和坦诚令人印象深刻。

　　1。62万卖掉《射雕英雄传》

　　记者：您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本身的限制，这是个问题。”您觉得自己的小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金庸：我的小说娱乐性还是很强的。我认为娱乐性很重要，能够让人家看了开心、高兴，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小说离开了娱乐作用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欧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经，讲究真或者善的，有些科学家研究我的小说，问我是不是合乎科学，我说，不合乎科学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合不合科学应该去和一个物理学者讨论，他们是真正需要符合科学的。

　　记者：在您的小说里，像陈家洛、乔峰这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英雄生活多磨难，多以悲剧告终；而像朱元璋、韦小宝自私自利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却成就大事，活得多姿多彩。中国历史的现状往往如此，这是不是您对历史的理解？

　　金庸：我的小说每一部都不同，不能放在一起讲的。陈家洛、韦小宝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是两种类型人的极至。陈家洛在红花会那种环境里生长决定了他必然会成为那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韦小宝生活在妓院那样复杂的环境里，他自然就会自私自利为利益和目的不择手段。这两个人是碰不上的，活动的范围也不同。

　　记者：您的作品大部分被改成了电视剧和电影，早期的香港版追求娱乐性，台湾版追求煽情，内地版看重的是小说的道德意识和精神高度，正剧色彩比较浓，您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改编？

　　金庸：小说是当文学作品来看的，人家都说文学作品有真、善、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畴，跟真善没有关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见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两岸三地拍电视剧我不关心，他们追求什么样的风格，和他们的市场有关，跟我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拍就拍，我只关注电视剧是否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点我比较在乎。

　　记者：张纪中改编了《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是不是特别欣赏他？

　　金庸：张纪中的性格很豪爽，有侠客之气，我和他很谈得来。在目前的电视剧改编当中，中央电视台还算是不错的。本来《笑傲江湖》的版权我只要了他们一块钱，完全是象征性的买，等于就是赠送的，结果电视剧令我不满意，所以《射雕英雄传》就不送了，按市价卖了八十万元，因为是央视打了九折，就是七十二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十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我自己拿了六十二万元。

　　2。最不喜欢《英雄》

　　记者：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制作精良，被认为是武侠片表现形式上的一个分水岭，您看过这部电影吗？有什么看法？

　　金庸：张艺谋的《红高粱》我喜欢，后来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记者：您曾经去台湾的时候，和《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见过面，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金庸：我很喜欢他的电影，虽然他对中国古代过去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他把一个江湖的老故事讲得很好看，而且电影里的那种味道特别对，非常优雅，飘逸，他是真正懂电影的。

　　记者：徐克的《东方不败》被很多读者喜欢，认为拍出了您小说里的味道和精神，您为什么不认可他的改编？他可是个公认的武侠片、动作片高手。

　　金庸：我不喜欢他，他不懂武侠，把《蜀山剑侠传》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说《笑傲江湖》瞎改，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个女人来演，而一个男人的变性，在性格上是会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复杂的，有变化的，有过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么简单。他后来还要买我的小说拍电影，我说朋友还是做，但是小说不卖给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视剧、电影必须忠实于小说原著呢？这可能是那些导演所反对的，因为电影、电视剧是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个权利。

　　金庸：不仅我在乎，我想读者都在乎。《笑傲江湖》的导演改了一些故事的情节，有五万读者不满意，反对他的改编和自作聪明，在网上骂他。我的小说并不很好，打个七十分吧，但是经过电影、电视编导先生们的改动以后，多数只能打三四十分，他们删减我的小说可以，但是不要自作聪明，增加一些故事情节进去，结果不和谐，漏马脚，“献丑”。

　　3。很佩服邓小平

　　记者：您的小说在海峡两岸的解禁又分别与政治领导人有关，先是人解禁，再是书解禁，挺有意思的。

　　金庸：对，是这样，恐怕是和人的关系有关的。蒋经国请我去台湾，我去台湾采访以后，见到了蒋经国，之后，我的书就在台湾通行无阻了。邓小平邀请我来内地，见了面以后，后来我才知道，邓小平请我来内地，不光是他看过我的武侠小说，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四人帮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邓小平才会邀请我访问内地。和邓小平见面完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国各地走走，好好玩一玩。这样，我的书在内地也开禁了。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进入台湾和内地正式出版。仔细想一想，书的开禁和人的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当时除了见邓小平，还见了，在您的文章里，也能够感受到您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金庸：我对邓小平、他们的好感不是因为和他们见过面，而是确实他们能够让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发展经济，不搞政治运动，使得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邓小平我很佩服他，他脑筋很清楚，很有魄力，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路线完全正确。主要是邓小平政策的执行者，这个人是很直爽，很正派的一个领袖，做了很多具体而重要的工作，我很佩服他的人格。

　　记者：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金庸：当时我见蒋经国，他拼命地反攻内地，我就跟他讲，你不要老是想着反攻内地，内地已经很强大了，比你们的军事实力强，你反攻不成的，弄不好会全军覆没。而且一旦开战，两个地方死的都是中国人，几百万人死掉有什么意思啊。你在台湾，把台湾建设好，就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了。我和他在谈话时一直举诸葛亮的例子，劝告他，诸葛亮的蜀国力量比较小，和实力强大的曹操的魏国打了几次战争，都打不过。但是诸葛亮把成都建设得特别好，他当时修建的道路和水利设备到现在还在造福于民，直到现在，成都的老百姓还在怀念诸葛亮。后来，蒋经国在任的时候把台湾建设得很好，台湾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在纪念他。

　　记者：民进党的你也见过，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金庸：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参加台北市长竞选，当时总共有三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其中国民党的马英九也是候选人，他们分别都要见我，想利用我为他们的竞选造势。当时我跟他们说，你们三位候选人，各有各的抱负，不管你们谁当选台北市长，都是好事。如果你们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名利、名位这些目的参加竞选，那都是不好的。反之，如果你们的动机是好的，将来工作真的好的话，三个人之间只能选出来一个，另外两个落选的也可以参加其他地方选举，把你们的理想和抱负付之于实际。后来竞选总统，选上了。这个人看起来很有心计的。

　　记者：您的政治评论现在看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您在文章里预言的很多事情在后来都得到了验证，您预测两岸的统一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统一？

　　金庸：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如果我们政策保持一贯性，工作做得好，国家经济发展保持稳定，香港能够保持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力强大，均衡发展，这肯定是对统一有好处的。我跟台湾的领导人也说过，你们不要搞独立，没有好处，你们一搞独立内地就派兵来打了，你们要打仗就派你们自己的儿子去打仗，不要派别人的儿子去当炮灰。而且一打仗，上层中层的官员和企业的老板、有钱人肯定全跑了，倒霉的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中国人最后和平统一是最好的结果。

　　4 。靠良知办《明报》

　　记者：您在创办《明报》时，提出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善良在媒介以什么方式体现？

　　金庸：善良实际上还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一张报纸，它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会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利，比如我批评你，你说在我们报纸上投放大量广告，给我几百万，要求我撤回对你不利的新闻稿，那我还是不能做。

　　记者：从创刊到现在，《明报》实现了您这种新闻追求吗？

　　金庸：我办《明报》四十年，我问心无愧。直到现在为止，《明报》不是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它不传播流言，不制造谣言，没有失实的新闻，在香港的报纸评比中，品行和公信力都是第一，是值得信任的一张报纸。而且，当年《明报》确定的“公正无私”、客观报道、客观评论，信守“明辨事非”，靠良知办报的传统直到现在还在延续。读者可以在《明报》看到最靠得住的新闻。

　　记者：您说自己晚年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一名记者，办了一份报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现在我觉得学问不够好，开始学着写点儿文章，也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如果早一点儿，30年前我学这个东西那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摘自《文学人生》张英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给金庸李嘉诚当秘书
发表于 2009-05-12 18:11:44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澳门大学文学硕士、香港作家杨兴安曾先后担任李嘉诚、金庸的
秘书。他说：“金庸与李嘉诚这两位卓越人物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
是有三个共同点：超人的记忆力，而且精力过人；有明确的人生方向
与目标；个人生活简朴，这大概与他们都是白手起家，深知创业艰难
有关。”

　　与“高人”结缘　　
杨兴安出生于从南洋移居香港的爱国家庭，自幼便对中华传统文

化情有独钟，跟着一位“宿儒”老师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底子；到了11岁的时候，又成了一个“金庸迷”。大学毕业后，杨兴安先后做过教师、《星岛日报》专栏特约撰稿员、无线电视编剧等，写过多种文章。同时，他又坚持自修，并于1986年获澳门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由于这种学问与人生的双重历练，当1976年杨兴安开始撰写有关金庸的评论时，就能够“以金庸小说里的故事为经，人心、际遇为纬”，对金庸小说抉幽发微，见人所未见，从而受到朋友们的喜爱。过了一段时间，杨兴安和金庸通了电话，金庸诚恳地邀请杨兴安：“来《明报》当我的秘书好不好啊！” 1988年8月8日，杨兴安来到了金庸的身边，担任文秘。3年后，杨兴安外游新西兰，回港后李嘉诚正招聘中文秘书，杨兴安应考，结果捷足先登。 　　

三个共同点　　
对于金庸与李嘉诚，杨兴安每一次谈起都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敬

仰和赞许。他说：今生能有这样的机遇，真很幸运很幸运。查先生
（金庸）与李先生也的确是当世屈指可数的杰出华人。在金庸，是对
中华传统文化能收能放；在李嘉诚，则有一种很朴素很深挚的爱国主
义。听说李嘉诚的儿子曾经这样问他：“爸呀，我们赚这么多的钱到
底有什么意义呀？”李嘉诚的回答很简单：“赚钱多可以爱国回报社
会嘛。” 那么，像金庸和李嘉诚这样的卓越人物在个人资质上有没有共同
点呢？杨兴安肯定地说：当然他们两位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
点却是相同的——都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精力过人。许多香港人认
为记忆力在人的智力构成中不重要，属于技巧性的东西，这其实是不
对的，记忆力是智力的根基，也是创造力的重要部分。说到精力过人，
在李嘉诚身上表现更为明显。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应付不同繁重
公务；而且有时下班后也要工作。另外，金庸与李嘉诚还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与目标。 　

　　不仅如此，他们在个人生活上也都比较节俭，尤其是
金庸，有事指示下属，不喜欢口头传达，喜欢写字条。而写字条用的
却大多是旧信笺，或旧台历的背面，从不作浪费之举。这大概也与他
们白手起家、深知创业艰难有关。 　　

　　“能放能收”只此金庸　　
从11岁起即迷恋金庸小说，后来又研究“金学”、做过金庸秘书的杨兴安，谈得最多的还是金庸及其小说。杨兴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论说，金庸是500年一遇的高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清代有一个大才子纪昀，可以说已经到了“能收”的
境界，而金庸却更上一层楼，既能收，又能放。要论作家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金庸是第一位。金庸有两支笔，一支是为《明报》写社论，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用金庸小说中的术语作比，可以说金庸的社论是“九阳真经”，武侠小说是“九阴真经”。金庸的社论写了30多年，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见证，其中充满着智慧，可惜至今没有结集出版.而金庸为人处世也已经到了“化境”。他高兴不高兴你不太知道。有人报告金庸：“查先生您的书又被盗版了。”金庸看看，也不评论.对人对事的态度是：“不外如是”。谈到金庸的近况，杨兴安介绍，金庸改完自己的15部小说后就不
太写东西了，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不到5篇。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金庸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自三四年前得过心脏病后，比较容易累。毕竟是老年人。二是金庸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认为不好就不发表，发表的就一定要好。他也计划写历史小说，但又有一点矛盾。他自己最喜欢孙权，说“孙权是第一大英雄”，但又觉得“这样写不行，因为历史定案刘邦是第一。我不想与历史定论对抗”。在金庸身边工作，当然还能听到很多精妙见解，比如关于写作,金庸就说，年轻人写作，开始应先写短的，然后再写长的。作品要不断修改，中国人讲“改善”，不改不善。关于富贵，金庸认为“想富就不应该当官”。关于天才，金庸则说：“数学有天才，文学有小说家，没有天才；军事家有天才，政治家没有天才”等等。金庸的一生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但是他是否也有深痛与不幸乃或人生的变故呢？杨兴安肯定说，这种推测是敏锐的，这个变故就是
金庸大儿子的意外亡故。它对金庸的刺激非常大，成为他一生的憾事，

英雄难得是知音--读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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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living.sina.com.cn[/url] 1999年5月26日 13:06 精品购物指南



　　金庸小说将与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一流名著永垂于人类的文学史，这已是金学研究者和亿万金迷默契的共识。然而在我们中国，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竭力诋毁，一定要到大师百年之后乃至千年之后，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爷一样顶礼膜拜，山呼圣贤—— —孔子活着时被各国驱逐，四处流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李白活着时“世人皆欲杀”，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曹雪芹活着时妻离子丧，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们，已然幸福百倍。遗憾的是，内地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有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红学专家冯其庸等著名学者鼎力主持，但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许多金学文章或者停留于表层欣赏，或者自得于用金庸小说去图解某种文学理论。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学校和电台电视台做过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或座谈，听众和观众总体上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喜欢的正是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说明，金庸小说虽然已经拥有了亿万读者，但高层次的知音依然比较匮乏。在这个背景下，出版界推出杨兴安先生的《金庸笔下的世界》，无疑是具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的。　　杨兴安论金庸，首先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然后又回归到生命体验。他是把自己几十年读金庸的切身感悟与几十年浪迹社会，搏击人生的沧桑兴会结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谈、性格谈、命运谈。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脱离小说文本，又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读来令人心爽神畅，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见地，你都会肯定，他所谈的，是金庸，而不是别的。



　　杨兴安论金庸，角度多而不求面面俱到，敢于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又能够注意言出有据，这种良好的文风学风是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内地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内地的学者往往喜做宏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

倪匡谈金庸
发表于 2009-05-03 22:21:05    权限：任何人可见 编辑 ┊  删除談論金庸小說的人太多，提及他為人的甚少，發而為文的更絕無僅有。倪匡先生是他的摯友，由倪先生來寫金庸，堪稱最佳人選。

　　　　　　　　　　　　　　　　　　　一

　　　　　　　　　　　　　　　　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

　　看官，這十四個字，一副對聯，看來似乎並無出奇之處，但內中卻包括了十四部驚天動地的武俠小說，用十四部武俠小說的第一個字，綴成這副對聯。當初在寫作這十四部小說之際，絕無日後用首字作對聯的打算，但竟然天然渾成，可稱有趣之極。各位如熟讀金庸作品，可以知道每一個字，代表了他的什麼小說，略化幾分鐘找一找，十分有趣。由此可知寫這十四部小說的人，作這副對聯的人，才情是如何之浩淼。此人非別，金庸是也。
　　曾向一位洋人介紹金庸，說：「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問：「有名到何等程度？」進一步介紹：「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金庸的小說，不但風靡了港、台、南洋、歐美，不知使得多少人廢寢忘食，連中國大陸，高級幹部，也都以能看到金庸小說為幸，這種情形，一直到如今不變。金庸的小說，能吸引每一個人，上至大學教授，國家元首，下至販夫走卒，僕役小廝，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地卡，堪稱是中國近代，擁有讀者最多的一位小說家。
　　這位大小說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雖然是「素描」，也絕不簡單，要描得好，描得傳神，描得正確。尤其是對金庸，這顆寫作人中的天皇巨星，寫得不好，不正確，不傳神，讀者表示不滿起來，只怕會被罵死，所以，毅然執筆上陣，頗有大無畏精神焉。
　　金庸，姓查，名良鏞，浙江省海寧縣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那一年是乙丑，屬牛。海寧查家，是聲勢渲赫的大族，歷代人才輩出，全是極其出色的人物。在有清一代，海寧查家做過大官的人甚多，以書、詩、文名著於天下的，也不知凡幾。雍正年間，出了一個考題，「維民所止」，被誣成文字獄的主角，查嗣庭先生，就是查家的人，也是金庸的遠祖（注1）。而查慎行先生，更是詩文並著，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人（注2）。
　　金庸的家世顯赫，但是他的成功，卻和「祖蔭」全然無關，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來的天下，全是靠他本身的才能、學識、苦學、勤奮所得的結果。其實可以寫一本傳記，記金庸，作為成功人物的一種典型。
　　金庸在少年時期，在家鄉附近就讀，中學是著名的杭州高中學校，「杭高」是中國有數的好中學之一。中學畢業之後，適逢亂世，是日寇侵華的年代，金庸就在這時候離開了家鄉，遠走他方。據他自己的憶述，在離開了自己家鄉之後，曾在湖南省西部，住過一個時期，寄居在一個有錢同學的家中，這一段青年時期的生活，當然相當清苦。再以後，金庸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就讀，讀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學並未畢業，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時他雖然年輕，但已才氣縱橫，覺得傳統的大學教育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報業發生關係的，是當年大公報招考記者。當年，大公報是中國最有地位的一份報紙，影響深遠，大公報在全中國範圍內招聘記者兩名，應徵者超過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之中，金庸已顯出他卓越的才華，獲得大公報錄取。
　　自此，金庸就進入了報界，而在不久之後，便被派來香港。那大約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金庸在香港的大公報工作了相當久，擔任的是翻譯工作。後來，大公報本身變了質，和當年大公報，不能相提並論了！
　　在這個時期內，金庸對電影工作有了興趣。這種興趣的由來，大抵是由於他在報上撰寫影評之故。金庸曾用一個相當女性化的筆名寫過影評，也用「林歡」的筆名寫過影評。他所寫的影評，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尋了，但曾讀過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醒，是一時之選。以後，金庸直接參加了電影工作，做過導演。
　　金庸參加電影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其成就，和他寫作方面的成就來此較，也相去太遠，時至今日，已經很少人知道他曾實際參加過電影工作，當過編、導了。
　　金庸的小說創作生涯，可說開始得相當遲，但是一開始，就石破天驚，震爍文壇。他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才發表到一半，武俠小說讀者，已經驚為天人。再接下來的「碧血劍」、「雪山飛狐」，更是采聲大作，人手一冊。等到「射鵬英雄傳」一發表，更是驚天動地，在一九五七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鵬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射鵬英雄傳」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大宗師的地位，人人公認，風靡了無數讀者。在「射鵬英雄傳」之後，金庸就脫離了大公報，和他中學時期的同學，沈寶新先生，合創明報。明報在香港，銷數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報，在國際地位上，是第一大報。連美國國務院，都會三番四次，請主持人金庸去商議國家大事，中華民國總統，也曾數次召見金庸。
　　明報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更提高，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報在出版的初期，卻是一份小型報，銷數最差時，不過五六千份，工作人員不超過十人，全是憑藉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夥人沈寶新的幹才，初創時期的工作人員如潘粵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創出了今日的天下，成為中文報紙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是小資本，靠人才成功的一份報紙的典型。
　　曾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大約都不會否認這一點，而明報網羅、培養的人才之多，也一時無兩，許多在明報工作過的職員，離開明報之後，創立自己的事業，多能獨當一面，成為香港報壇中的暄赫人物，例子甚多，也不必一一列舉了。
　　明報草創之初，金庸在明報上撰寫「神鵬俠侶」，接下來，大部分小說，也全在明報上發表，一直到「鹿鼎記」。在「鹿鼎記」之後，就未曾再撰寫小說。而專注於明報的社評。
　　明報社評，絕大多數（百份之九十九），由金庸親自執筆，見解之精闢，文字之生動，深入淺出，堅守原則，人人稱頌。就算意見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評寫得好，這是金庸在寫小說才能之外的另一種才華的表現。
　　由金庸執筆的明報社評，其影響已可與當年的大公報相埒。由於堅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則，金庸曾和大公報發生過一次極為劇烈的筆戰，這次筆戰，金庸所寫的幾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歎為觀止，只可惜這些文字，竟未曾結集出書。

　　　　　　　　　　　　　　　　　　　二

　　以上所寫的，是金庸在事業上的成就的簡單素描。
　　金庸的苦學精神，更令人歎服。二十年前，他自己覺得英文程度不移好，進修英文，家有一個一人高的鐵櫃，抽屜拉開來，全是一張一張的小卡片，上面寫滿了英文的單句、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記憶多少字。據沈寶新先生說，金庸在年輕時，每天限定自己要讀若干小時的書，絕不松懈。一個人能成功，絕非幸致，天分固然重要，苦學更不可或缺。
　　金庸愛書，私人藏書之豐，令人吃驚。他曾有一個超過兩百平方米的大書房，全是書櫥。近兩三年來，精研佛學，佛學書籍之多，怕是私人之最。為了要能直接讀佛經，他更開始學全世界最複雜的文字：印度梵文，毅力之高，簡直是超人。
　　金庸個子中等，大約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年輕時很瘦，後來發胖，如今體重約七十公斤，金庸的臉型相當罕見，走典型的四方臉（國字臉），國字臉有一股威嚴，他屬下的職員，每以為金庸嚴肅，不苟言笑。但事實上，金庸本性極活潑，是老幼鹹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壞脾氣的朋友，為了不使朋友敗興，可以唱時代曲「你不要走」來挽留朋友。
　　金庸的頭極大，筆者有三個大頭的朋友：金庸、張徹、古龍。這三個大頭朋友，頭都大得異乎常人，事業上也各有成就，和這三個大頭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種極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來，也有他們頂著！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數甚高，查府之中，朋輩齊聚，由宵達旦，籌碼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筆者賭品甚差，有一次輸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後，兀自生氣，金庸立時打電話來，當哄小孩一樣哄，令筆者為之汗顏。又有一次也是輸急了，說輸了的錢本來是準備買相機的，金庸立時以名牌相機一具見贈。其對朋友大抵類此，堪稱是第一流朋友。
　　金庸又曾對圍棋著迷，但段數不高，已故名作家司馬長風，稱他為「棋壇聞人」，可知棋藝平平。現在，他對圍棋的興趣也大大減弱了。
　　金庸在年輕時，曾學過芭蕾舞，對古典音樂的造諳極高，隨便揀一張古典音樂唱片放出來，唱上片刻，便能說出這是什麼樂曲來。金庸十分喜歡駕車，更喜歡駕跑車。最早，用過凱旋牌小跑車，後來，改駕積架E型。他駕積架E型之際，經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
　　後來，又換了保時捷。保時捷跑車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駕駛時速，略為提高，大約是三十哩。曾有人問金庸：「你駕跑車超不超車？」金庸答：「當然超車，逢電車，必超車！」其性格中的「穩」字，由此可見。
　　金庸不嗜酒，號稱「從未醉過」。根本喝得少，當然不會醉。他吸煙、戒煙，次數極多，如今一樣大吸特吸，並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煙的理論。
　　金庸也略藏書畫。如今書房中所懸的，有史可法的書法殘片，曾在他處看到過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歸漢圖」，也曾見過四幅極大的（超過五公尺長）齊白石精品，吳昌碩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過郵，不過他集的是「花花綠綠」的紙而已。
　　金庸對吃並不講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響。
　　金庸……畢竟不是寫傳，只是簡筆素描，金庸是怎樣的？金庸就是金庸，是天皇巨星，是真正的作家，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注1：「維民所止」四字之所以會形成文字獄，是因為當時皇帝的年號是「雍正」。有奸讒小人？向皇帝告密，說「維」、「止」兩字，正是雍正去了頭部，是暗示要殺皇帝的頭，於是龍顏大怒，興起冤獄，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
　　注2：查慎行先生是清代大儒，字悔餘，所居初白奄，又稱查初白，對易經有極深刻的研究，著書頗多，如「敬業堂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