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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研究史（韩云波）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1980年至2004年的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状况，由何开丽与韩云波共同完成；第二部分反思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情况，由韩云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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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

1　前言


1.1　五点价值和意义

自70年代末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已有20余年。在这期间，无论是金庸小说自身价值通过深入研究而得到的逐步呈现，还是金庸小说研究在“世纪末”及世纪之交所经历和折射的文化变迁，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总的历史进程，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相关学术成果，并在90年代初大致完成了相关的基础性工作；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一方面进入了中国大陆学院体制的主流学术，同时也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主流框架，形成了第一波高潮；90年代末，金庸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引起了规模巨大、程度激烈的并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不同方面全方位展开的广泛争论，并开始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化领域，形成了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二波高潮。到今天，虽然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一波、第二波高潮都已渐渐消退，但金庸小说的影响却并未稍减。随着高潮之后的沉淀，对于两次高潮中的许多问题，都已经有了条件让我们冷静下来进行反思，让我们更加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并将其推衍延伸到更为广泛的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去。因此，可以说，今天回顾“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不仅有其丰富的既有成果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有其反思性的必要，更是展开研究的良好时机。

那么，我们对“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之价值的认识，以及我们研究“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得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学术史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是20世纪后半期华文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已经展开了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在研究中得到了高度评价，严家炎称其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见《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13页〕，李陀称之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王一川将其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钱理群将金庸与鲁迅、蔡元培相提并论〔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创作与文学教育中的一个问题――金庸武侠小说引起的联想》，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497－511页〕，等等，都具有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文学、改写文学史甚至颠覆文学史的意义，其中还伴随着雅俗的对峙、流变及其整合与消解，并进一步延伸到纯文学或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或旧文学的理论分野问题。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其深刻的内在意义。

第三，文化史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在文化史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的典范，其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知识和习俗，甚至超过了好些历史小说；另一方面它在现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形成与传播，表现了现代人的文化心态。对此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揭示金庸小说自身的文化心态，也可以揭示研究者及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文化心态。

第四，文学本体论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启示：一是人文性的心灵史，包括作品中以及由研究者发掘出来的生命意识、狂欢色彩、人性追求、自由人格等等属于人性本体的东西，也有人的情感和生命的、个体与群体的存在状态的反思等等；二是钱理群在比较与鲁迅、蔡元培时所提到的文学形而上性与非凡想象力，这恰恰是在百年中国文学中表现不足的部分。对此进行研究，可以对相关文学理论问题有所启发。

第五，学术规范价值和意义。在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整个历程中，一直伴随着两种极端相反的评价，既反映了世纪之交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剧烈冲突，也反映了大陆学术文化界相关规范的缺失。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为繁荣学术文化，使之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基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上述意义和价值，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正当其时。

自90年代始，在对金庸小说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对金庸小说研究之研究也相应展开了。迄今为止，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丁进《中国大陆新武侠小说研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1期）、《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1期）、《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论著目录（1985－1999）》（《文教资料》2000年6期）、《金庸小说研究史略》（《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4期）、《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评述（1985－2003）》（《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5期），计红芳《大陆金庸研究综述（1986－1999）》（《常熟高专学报》2000年5期），李爱华《大陆金庸研究二十年》（《浙江学刊》1999年2期）等。上述成果主要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篇幅极为有限，行文方式也因“综述”、“述评”或“史略”、“目录”性质而未能对金庸小说研究作深层次展开，未能更多地进行主体性的评述，对“研究”本身作出研究。本文即志于补上述“综述”或“述评”之不足，力求在深度模式和研究主体性层面上初步展开。

1.2　关于“金学”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论题命名为“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而不称之为“金学”的理由。

应该说，“金学”由来已久。将某一门“显学”习惯性命名为“某学”，这在文学研究中并不罕见，比如《文心雕龙》研究称“龙学”、《红楼梦》研究称“红学”、钱钟书研究称“钱学”等等。但问题在于，“龙学”、“红学”、“钱学”都不像“金学”那样引起了众多的争论，都不像“金学”那样引起了众多的反感与困惑。

“金学”一词，首先是在港台的金庸小说研究中出现的，其代表者如台湾远景的“金学”研究丛书。“金学”进入大陆，据丁进称，1979年，厦门大学的郑朝宗“首倡‘金学’”〔丁进：《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通俗文学研究》1997年1期〕，这则材料后来为多种研究引用，但笔者翻检了有关郑朝宗的多种资料，均未发现郑朝宗提倡“金学”，相反，郑朝宗倒是“钱学”（钱钟书研究）的倡导者，他的主攻方向和主要贡献，也都在“钱学”领域。因此，笔者怀疑是丁进误传。

中国大陆金庸研究之称“金学”，最重要的人物当是陈墨。1993年， 陈墨的老师陈骏涛为陈墨所著《金庸小说人论》作序，提出了“金学”之词，这篇序以《大陆“金学”第一家――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为题，发表于《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2期。在接下来的该刊第3期上，设立了“金学经纬”专栏，陈墨发表《“金学”引论》作为该专栏的开场白，他从雅俗之辨、名实之辨、冷热之辨三个方面谈金庸研究的学科建设。大陆“金学”自此“正式”成立。

1995年底，从王彬彬开始，大陆“金学”引起了激烈争论。论争首先是在报纸上进行的。《中华读书报》1995年12月31日发表王彬彬的《“红学”·“李学”·“金学”》一文，明确表示反对关于“李学”（姚雪垠《李自成》研究）、“金学”的提法，事实上，“李学”后来也根本未能成“学”。接着，该报1996年1月3日发表陈骏涛的《为“金学”一辩》作了答辩。在随后的一年多中，有不少文章发表，对此进行论争，并进一步延伸到评论刊物上。回顾反对“金学”的意见，主要是用“红学”来进行比照，得出金庸研究不足为“学”的结论。

王彬彬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真正冷静严格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金庸则有着太多的弊病。近些时候读到过一些对金庸的批评，这些批评我认为都很中肯。而读金庸时的那种神魂颠倒，日夜不分，也并非一种最纯正最高级的审美享受，它与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细细体味，从容含玩，质地完全不同。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因此，对金庸，虽然一时间从某种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完全可以，但要认定他会像《红楼梦》造就了一门‘红学’一样造就一门‘金学’，恐怕也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了。”〔王彬彬：《“红学”·“李学”·“金学”》，见《为批评正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259页〕虽然他认为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金庸小说都不如《红楼梦》的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批评风格，却多出于他的个体文学感受，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除了同样不喜欢的金庸的人以外，恐怕他并不能说服更多的人。

“金学”的反对之声延伸到学术期刊，就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了。毋庸讳言，“金学”的提出，也是感性的产物，抓住这一点才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朱国华说：“我们不赞成采用‘金学’这个术语。将金庸研究冠之以‘金学’的美名，与其说反映了学者们开辟了一个伟大学科领域的雄心，倒不如说是将商品社会推销商品的包装策略移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上，以图产生广告效应。”基于此，他认为，应该弃“金学”而取“金庸研究”。至于王彬彬的贬低金庸，王一川、冯其庸、章培恒、陈墨、严家炎的推崇金庸，他认为，都是“不太正常的倾向”。平心而论，金庸小说并未如《堂·吉诃德》远远超过一般骑士小说、并未如《红楼梦》远远超过一般的言情小说，也未表现出伟大的独创性。如果放到米兰·昆德拉的较为苛刻的意义上，金庸武侠小说不处在小说史的进程之中。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众文化批判的绝好范本〔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3期〕。

学术研究需要尽可能地理性的客观和公正。关于“金学”争论的双方，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偏执之处。对于反“金学”者，我们固然不取；对于“金学”的狂热或者说“金迷”式批评，我们仍然不取。当然，金庸小说研究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其文本自身的迷人，还在于它引起了丰富的联想和延伸，得以启示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都必须是在学理性、客观性、公正性、以及辩证思维方式基础之上展开的。

基于此，我们将本文的论题界定为“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而不称之为“金学”。这既表达了我们尽可能客观和理性的立场，也是为了避免卷入情绪化的、意气化的纷争之中。

1.3　结构与材料

本文的论域为“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在此有必要对本文的设计略加说明。

本文的总体框架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前言，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第二，从历时性角度，理清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在说明其港台前期铺垫和相关背景的基础上，将20余年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论述其标志性事件和基本线索；

第三，从共时性角度，评述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三种主要方法及其表现特征；

第四，结语，“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向何处去”，并探讨其学术规范和眼界视野等问题。

上述四个部分，依照“基础铺垫――历时研究――共时研究――前瞻启示”的线索，组成本文的内在逻辑。第二、三两个部分分别代表了本文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纵、横两条线索，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论述相对较详。第一、四两个部分主要为本文主体部分的说明和延伸，论述相对从略。

在本文的材料选取和处理上，以金庸小说研究文献为核心，并遵循如下基本原则进行：

第一，学术文化水平，详于具有创见性、学理性、客观性、深刻性的文献，而略于重复、浅显、随意以及情绪化的文献。

第二，历史进程意义，详于对金庸小说研究产生了较大实际影响的文献，并重视其产生实际影响的历史进程特征，如许多论文先在报刊发表，其后又收入各种论文集或个人专著，本文在一般情况下均以发表在先的为准（这使得本文的参考文献主要是报刊论文而不是文集或专著），但对几次金庸小说研讨会的论文集则基于其会议的整体性而仍加重视。

第三，论题相关程度，即涉及金庸小说研究的相关程度。比如自1995年以来先后出现了冷夏、费勇与钟晓毅、彭华与赵敬立、孙宜学、艾涛、孔庆东所著的多种金庸传记，其中也涉及到金庸小说，但因其均不以金庸小说为中心，故一般均未涉及。又如近年出现的多种大众文化评述式甚至“搞笑”式著作，如《“颠覆”金庸系列》、《金庸看砖》等，本文亦不涉及。最后是近年金庸本人的一些与其小说相关度较低的文字，如《追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中国历史大势》等，本文亦基本上不涉及。

20余年来，金庸及金庸小说研究文献众多，在丁进的“目录”中，收录了1985－1999年之间的文献223种；对CNKI中国学术期刊和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题名/关键词/摘要”联合检索，检索结果为999篇；科罗拉多、北京、嘉兴三次金庸小说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129篇；此外，还有数十种金庸研究专著。数量如此之大的文献总量，使本文的研究在短时间内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祈各位师长及读者批评指正。

2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历史进程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迄今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经历了多次高潮，取得了丰富的成就。对于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或以年代分期，或以题材分类。本章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首先将港台金庸小说研究作为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必要背景和基础，然后按1994年和1999年出现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将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分为三期，1993年以前为第一期，1994年至1998年为第二期，1999年以后为第三期，这三个时期分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热点，取得了不同的成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基础起步――深化提升――广泛延伸”的整体逻辑过程。下面分别论述。


2.1　港台金庸小说研究：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必要背景和基础


2.1.1　金庸小说的创作、修改与出版

金庸从1955年开始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1972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宣布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同时，金庸从1970年开始修订他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到1980年完成，这就是后来由香港明河社、台北远景出版社（后来改由远流出版社出版）、北京三联书店（后改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先后分别独立推出的《金庸作品集》第二版。而在1998年5月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金庸称：“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金庸在闭幕式上的讲话》，《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24页〕这就是整个金庸小说的大致创作历程。

金庸的原创历程虽然不到20年，但他的小说却引起了持续的轰动。早在1958年《射雕英雄传》连载的时候，就奠定了他在武侠文坛“武林盟主”的地位，同时带来了武侠小说文化形象的根本改变。


2.1.2　金庸以前的民国武侠评论

我们检索金庸以前的民国武侠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是新文学家对武侠小说的激烈批判，如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人；

第二种是读者对武侠小说的欣赏性评论，如徐国桢《还珠楼主论》；

第三种是武侠小说的序跋，包括作者的夫子自道和朋友间的捧场，主要是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创作情况的背景材料。

总的来看，精英知识分子多对武侠小说持否定意见，致使武侠小说根本无缘主流文化。


2.1.3　金庸小说的评论性开端

金庸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状况，武侠小说开始进入精英文化阶层，并开始获得肯定性评价。据1966年4月22日陈世骧写给金庸的信，陈世骧与杨莲生、陈省身、夏济安等都对金庸小说“辄喜道钦悦”〔金庸：《天龙八部》，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附录，1975页〕。而当时正在哈佛攻读博士的余英时，也称金庸小说“笔触有千军万马之力”〔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433页〕。

当然，在大陆金庸小说从欣赏、评论到研究的提升过程中，最初起了根本性促进作用的，还是来自武侠文坛圈内。1966年梁羽生化名为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第1－3期上连载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金庸小说研究的系统论著，也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文献。金庸接着在第4期上发表了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作为回应，由于金庸强调声明了自己的通俗文学立场，这和30、40年代白羽屡次声称武侠小说文格卑下相似，虽然人们仍然会觉得武侠小说很好看，但却从作家的主观动机上否定了武侠小说文化提升的可能性，也极大地制约了金庸小说评论研究的发展，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开展金庸小说研究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得到展开。

2.1.4　金庸小说研究格局的形成

1969年8月22日，林以亮策划了一次对金庸的访谈，这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第二部最重要的文献。林以亮是香港一位出色的诗评家和翻译研究家，作为金庸小说总体评价的背景，林以亮提出了几个极有价值的命题：一是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总结；二是他将西方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作为比较背景来看武侠小说；三是金庸小说首先在美国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化原因；四是他就通俗小说的根本性质提出了“作品本身是否可以超越娱乐性作品形式的限制而成为文学作品”的疑问，强调了作品应该“去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对这个社会的批判”，这既是对金庸本人“近来也有在这方面尝试的企图”的总结，也引起了金庸对“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金庸在此明确意识到，“看的人”和“写的人”二者“如果一直不当它是严肃的作品”，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则只能是“有时连自己也觉得好玩”而已〔林以亮：《金庸访问记》，见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5－118页〕。这里传达的信息，金庸小说在实际上已经引起的持续轰动，应该而且必须进入“严肃”的文化视野，也即必须由感性的欣赏评论进入到理性的理论研究高度。林以亮本人的学者身份和金庸此时已然置身于从经典的传统武侠小说到《鹿鼎记》“反武侠小说”的文化转向，都已经预示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一定规模的金庸小说研究，即将揭开其序幕。

金庸小说研究格局的形成，还与金庸小说走出香港，尤其是随着两岸三地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善而在更大范围的华人文化圈内得到广泛传播密切相关。50年代末，金庸小说本来已经在台湾产生影响，但好景不长，1959年12月台北“警总”制订了“暴雨专案”，将500余部非台湾“土产”的武侠小说列入查禁对象，次年2月出动了大批警察广泛搜查，其中即包括金庸小说。因此，60、70年代台湾所能接触到的金庸小说，全部都是地下盗版，数量极少，且真伪难辨。直到1976年，远景出版社的创办者沈登恩在台湾政治气候日渐开明的情况下，屡次向当局申诉，才于1979年9月获得台湾“新闻局”许可出版《金庸作品集》。一时之间，掀起了介绍和阅读金庸小说的高潮。而在此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武侠小说不再是受到严格禁止的“毒草”。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迅速加强，金庸小说开始在大陆民间流传，其后迅速浮出水面，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金庸小说。当然，据金庸自己所说，1994年以前得到正式授权的只有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盗版〔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见《书剑恩仇录》，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序，2页〕。金庸小说在两岸三地的良好传播，为金庸小说研究的全面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0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学学者在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产生极大兴趣之时，打出了“雕学”的旗号，但未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在香港和台湾，人们则将金庸小说研究发展成了“金学”。1980年7月，金庸的好友、香港武侠与科幻小说双栖作家、曾代金庸写作《天龙八部》连载的倪匡，在台湾远景出版了《我看金庸小说》。同年10月，远景的老板沈登恩在香港《明报》打出了一则名为《等待大师》的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并将倪匡的作品列为第一种。此后，倪匡一连“五看金庸小说”，而远景的“金学研究丛书”也出到了22种之多，还出版了《诸子百家看金庸》4册。到今天，“金学”已经成为香港和台湾大众文化界的一门“显学”，虽然其中的感性成分过重而制约了理论深度的掘进，但港台“金学”的筚路蓝缕之功，却是不可磨灭的。这构成了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必要基础和背景。


2.1.5　金庸小说研究进入大陆

由于金庸小说是到70年代末期才进入大陆，所以大陆的金庸小说研究起步较晚，但大陆研究界的宏阔视野和丰富人才资源，却使其后来居上，到今天已成为金庸小说研究不可移易的重镇。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经历了从感性评论到理性研究的发展过程，展开过多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理论争鸣和文化辩难，金庸小说不仅被当作一个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更被作为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史观重建的导火线，被作为理解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切入口，被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范例……等等，金庸小说在这里已经具有了多重意义。70年代末以迄2004年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根据其研究层次的深入和探讨重点的转移，大致构成了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理论探索与模式建构、视域拓展与反思深化的不同阶段。

2.2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第一阶段（1980-1993）：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

2.2.1　交锋中的酝酿

70年代末，已有少数金庸小说在大陆民间流传，但直到1980年10月《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才揭开了金庸小说在大陆正式传播的序幕。但它在80年代前期大陆的流传，以未经授权的版本为主，更有大量粗制滥造甚至谬种流传的所谓“金庸小说”，这既远非完备又远非正规的流传背景下，实在谈不上“研究”。人们只是奔走相告，有这样一位作家，写出了这样好看的武侠小说。到1985年，金庸小说在大陆全部出齐，也就在当年，出现了大陆第一篇研究金庸小说的论文，拉开了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大幕。

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对金庸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的交锋，从感性欣赏开始，逐渐获得定性认同，最终得以确立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文化地位。

1985年，张放在《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发表《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是大陆第一篇金庸小说研究论文，其后他又在《蒲峪学刊》1988年第3期发表《〈书剑恩仇录〉的语言表现艺术》。这两篇文章，本身并未对金庸小说发表精辟深入的见解，但它说明：第一，金庸小说具有作为学院派的主流学术研究对象的价值；第二，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学术界的登堂入室，是起自草野，渐进佳境，终入华堂的。张放后来未再开展他的金庸小说研究。

金庸小说在8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需要人们培育新的文化习惯，这时，交锋的出现是极自然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新武侠小说提出了质疑。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老作家孙犁接过了30年代茅盾的话头，说新武侠小说“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孙犁：《小说与武侠》，《羊城晚报》1985年6月22日〕；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极大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对此应采取严正措施并有所防范〔郑锽：《且说冲击波来去――新武侠小说启示录》，《人民日报》1986年3月24－25日〕；从文学的学术研究出发，有人认为“审美趣味低下”的新武侠小说“严重地冲击了纯文学，向纯文学提出严重的挑战”〔魏皓奋：《关于新武侠小说的思考》，《浙江学刊》1986年1－2期合刊〕。从最初的争论看，双方都还主要是一些感性认识。对金庸小说而言，深化和普及都还大大有待展开，既缺乏严密的论述，也缺乏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界耆宿名流参与，缺乏对金庸小说进行像香港和台湾“金学”那样大规模的介绍赏评并进一步提升到理性高度的深入研究。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在80年代后期，有两篇文章、一位人物、一家刊物都值得我们记住，正是这些，共同开启了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宏大局面。

2.2.2　两篇文章：冯其庸与章培恒

“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冯其庸的《读金庸》〔冯其庸：《读金庸》，《中国》1986年8期〕。他从1981年开始读金庸，写作该文时已读过金庸三分之二的小说。他认为，金庸小说在历史和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有血有肉的人物艺术形象、行文与境界的文学性、奇而不奇的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与可信性的一致等五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应该对他的小说作认真的研究。冯其庸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在文学评论界有较高的声誉，此论一出，自然是一粒重磅炸弹。

第二篇文章是章培恒比较金庸与姚雪垠的论文〔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11期〕。当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刚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章培恒通过《李自成》与金庸小说尤其是针对二者不同的文化层面进行比较，认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衡量，则金庸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魅力；若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小说“更具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

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真实性”。从3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批评，指责其缺乏真实性都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问题是，长期以来，人们片面理解了真实性，仅仅把它当作客观世界亦步亦趋的模写。而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幻想小说门类，从其根本性质上就是不可能“真实”的。中国现代长时期对于武侠小说的认识，实际上建构于文学的“出身”或“成份”意义之上。冯其庸说“金庸小说，常常又使你感到奇而不奇，甚至读而忘记其奇”，也就是指出了武侠小说本身具有别一种真实观。朱丕智曾提出“新武侠小说实乃以现实为骨架，以生活扩张化的想象和虚构为血肉，虚实相间而又天然浑成，展现出一种奇而不怪、妙而不玄，似真又假、似假还真，融生活常态和超常态为一体的崭新审美形态”〔朱丕智：《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更加详尽的阐释。对真实性之结的解开，才使得金庸小说在大陆展开全面研究具备了可能性，这同时也是金庸小说研究促进文学史反思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实，对于金庸小说真实性的质疑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些人不仅在文学层面上立论，还进一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立论，为金庸小说加上了“封建”、“毒素”、“人妖”种种“桂冠”，并终于在90年代末形成了一次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和“妖魔化”极端对立的大爆发。

2.2.3　一位人物：陈墨

“一位人物”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墨。他在《百花洲》1989年6期发表近5万字的长文《金庸赏析》，是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论著；1990年7月，他的《金庸小说赏析》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对15部金庸小说逐一赏评，是大陆第一部金庸小说研究专著。其后，陈墨一发而不可收，出版了一个庞大的“金庸小说研究系列”，主要还包括了：《金庸小说之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分绪论卷、人论卷，文论卷；《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分人格论、人性论（上、下）、人生论、情爱论、人才论、人种论；《金庸小说艺术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分叙事艺术论、形象塑造论、审美境界论；《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分文化知识录、文化精神论；《金庸小说之武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金庸小说情爱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上海三联书店也出版了他的系列著作《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1999）、《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2001）、《英华之咀――金庸四部佳作回评》（2002）。此外，陈墨的《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8月）和《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10月）中，也有大量关于金庸小说的篇章。

在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中，陈墨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确实可称“大陆‘金学’第一家”，他的金庸小说论著出版最早、数量最多、论述最全面、体系最完整，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论题和意见。但他的老师陈骏涛在肯定他的研究具有材料丰富、自成体系、分析透辟、气势夺人四大优点的同时，也指出其“水分较多”〔陈骏涛：《大陆“金学”第一家――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2期。此文为陈墨《金庸小说人论》代序〕。总观陈墨的金庸小说研究，他是金庸小说研究的有功之臣，对于开启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宏大局面，尤其是在普及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和剖析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他也主要是一个阶段性的人物，我以为，他的“水分较多”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大段摘抄金庸小说原文，欣赏重于研究，展示重于剖析，缺乏对金庸小说内在机理的深入；二是方法陈旧，仍然主要沿用了50、60年代以来的“文学概论”式论述，较少运用80年代以来新的文学理论方法；三是格局促狭，虽然他花了很多力气研究港台新武侠小说和中国武侠电影，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情形的理解未免显得不足，对世界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的理解也甚少见诸他的研究之中，使他更多地只是就金庸论金庸，而未能纵横捭阖，未能在更高层次上对金庸小说进行宏观考察；四是“金迷”姿态，虽然他声称“笔者并无矫枉过正之意，不想将金庸小说夸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典范”〔陈墨：《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7页〕，但当他将金庸小说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时，却始终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此，到90年代中期，当金庸小说研究大气已成、一批逻辑严密、立意高远、论述深入的学理性成果出现之际，陈墨就很难再进入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他自己也主动淡出这个领域，仅是旧作新出，或者偶尔客串而已。

2.2.4　一家刊物：《读书》

“一家刊物”是《读书》杂志。1988年，《读书》杂志接连刊登了柳苏的两篇文章，成为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研究的重要文献。柳苏即罗孚，是当年约请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和约请金庸写《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的当事人，应该说，他是香港文化界和出版界最早认识到新武侠小说价值的几位先行者之一。他在《读书》1988年第2期发表《金色的金庸》，使大陆读者对金庸有了一个全面的印象。他在第3期发表《侠影下的梁羽生》，谈到1979年华罗庚在英国伯明翰提出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这是较早对武侠小说的一个定性评价。《读书》杂志以其影响之大，对金庸小说在中国大陆的高起点介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2.5　第一阶段的四大开端

整个80年代后期，金庸小说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大。据丁进统计，1985年论文仅1篇；1986年论文2篇；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台湾远景版《诸子百家看金庸》选本《金庸百家谈》；1988年论文8篇，论及金庸的专著1种；1989年论文5篇，出现了大陆第一本金庸研究专著。但是，在金庸研究队伍中，既出现了冯其庸、章培恒这样的名人，起到了有份量的带动作用；也出现了陈墨这样的专门研究者，对金庸小说研究资源的系统发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出现了《读书》这样的名刊。这些都让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起点、全系统的特点，为90年代中后期金庸小说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0年到1993年，金庸与武侠小说研究格局愈见宏大，一些基础性的工程相继完成，为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做好了必要的铺垫。

首先是武侠小说史的出版。此前，已在1988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但在当时研究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撰写此书，殊为不易，但此书极为简略，道听途说者众，又多详于古而略于今，研究价值并不太高。到90年代初，先后出现了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刘荫柏《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以及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其次是武侠史与武侠文化的研究。90年代初出版了陈山的《中国武侠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蔡翔的《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第三是武侠辞典。出版了宁宗一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和胡文彬主编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第四是期刊专栏的创建。《文史知识》从1990年起开办了“武侠小说漫话”专栏，《通俗文学评论》1992年创刊即开设了“金学经纬”等。

在90年代初，金庸小说也开始进入中国著名大学的课堂，冷成金于1992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通选课，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上述工作卓有成效，使金庸小说研究既获得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也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了理论深化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金庸小说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就到来了。

2.3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第二阶段（1994-1998）：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

2.3.1　精英化转向：1994年的三大标志性事件

1994年可以说是金庸小说研究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里，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

其一，1994年1月，金庸为《金庸作品集“三联版”》作序。该书共36卷，收录了金庸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另在《碧血剑》后附录了《袁崇焕评传》，在《侠客行》后附录了《三十三侠客图》，在《鹿鼎记》后附录了《康熙朝的机密奏折》。该书于1994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大陆金庸小说的一套权威版本。装帧精美、校订精审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的大规模独家推出，实际上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将金庸作品定位于“文学经典”或“文化收藏”，“同时，这也可以视为金庸在大陆的流行在90年代进入新层次的一个标志：向经典迈进”〔吴晓黎：《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流行的考察》，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32页〕。

其二，1994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仪式，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致贺词，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这篇仅约4000字的贺词中，严家炎以“中华文化的巨大之谜”、“武侠小说的高层次升华”、“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新的文学革命”分别为小标题，对金庸小说给予了全面肯定，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见《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13页〕文章随后发表在1994年12月号的《明报月刊》上。严家炎以北京大学的学术平台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崇高声望，在极为正式的场合提出的这一“文学革命”命题，比80年代冯其庸和章培恒对金庸小说的称赞具有更加巨大的影响，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其后，严家炎还专门撰文对金庸小说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对他的“文学革命”论进行详细阐释〔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年3期〕。严家炎的文章，不仅是对金庸小说的一个定性评价，还引发了一场关于“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有不少著名学者参与，进而引发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论争。次年春季，严家炎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讲稿后来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于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已经有了“严家炎教授在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陈平原教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付梓这两大开创之功”〔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50页〕的北京大学，乐黛云和戴锦华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宋伟杰选取了《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作为学位论文，于1997年通过答辩，成为大陆第一部以金庸小说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

其三，1994年10月，海南出版社出版多卷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该书总序《世纪的跨越――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了论定“文学大师”的四条标准：首先，语言上的独特创造；其次，文体上的卓越建树；再次，表现上的杰出成就；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形而上意味的独特建构。其中“小说卷”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入选的“大师”共9位，其座次与主题为：鲁迅：铁屋读史；沈从文，边城行吟；巴金：寒夜至爱；金庸：武侠流韵；老舍：古都世相；郁达夫：感伤之旅；王蒙：立体实验；张爱玲：冷月情魔；贾平凹：古堡神话。在分卷前言《小说中国》中，编选者还说明了茅盾、赵树理、徐訏、无名氏及“新感觉派”被淘汰出局的原因。编者指出：“金庸位居第四，或许更显离奇，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了。一位通俗武侠小说家，怎么可能有资格‘混迹’于如此严肃而高雅的文学大师行列中？然而，人们将会看到，他的现代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在文化境界上的崭新拓展，并在总体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推动了现代中国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独一无二，第四席位无可怀疑。”由于该书宗旨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重新进行一次重新清理，正如其封面醒目之处所标明的编选题旨：“重重迷雾遮挡了文学的真实面目，在世纪的尽头，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察历史真相，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再定座次，为21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一个纯洁的榜样。”其编选者都是当时活跃于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这实际上成了颠覆一个文学史时代而重新确立文学史秩序的尝试。其编选标准表明，文学史正从以政治为核心的秩序，转向以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原创精神为核心的秩序。这套文库出现之后，茅盾的出局和金庸的入选，都引发了一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争论。

2.3.2　金庸小说研究的重大转折

上述事件之所以被我称为“标志性”的，其意义在于：

第一，金庸小说文学地位的根本改变。在此之前，金庸小说主要是被作为“下里巴人”的“通俗小说”看待，无论是港台如火如荼的“金学”，还是大陆陈墨的“金学”，都没有从根本上思考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当然也就谈不上对金庸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而严家炎的文学史理论设想和王一川的文学史研究实践，从不同方面根本改变了金庸小说的文学史本质定性，二者可谓相得益彰。他们作为“纯文学”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加上三联书店这样的权威出版社，使金庸小说进入了过去一直为“纯文学”把持的文学殿堂，有可能进入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并使得金庸小说的学理性研究成为可能。

第二，金庸小说文学史观的颠覆性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纯文学”或“新文学”历来都是以强烈的话语霸权色彩对“通俗小说”或“旧小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极尽诋斥的，而“通俗小说家”们大多也有“自知之明”，不敢与“新文学”对阵。而金庸小说的艺术实践，使人们看到“重重迷雾遮挡了文学的真实面目”，人们借金庸小说发难，不仅是在为金庸小说呐喊，更是在借此颠覆旧的文学史观，构建新的文学史观。

第三，金庸小说进入主流文学活动。严格地说，严家炎的贺词与王一川的排名，都不是作为规范意义上的学理性研究而出现的，二者都是文学学术活动的产物。这也是金庸小说在大陆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命运转折，从此金庸小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文学学术活动的主题话语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1994年都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关键性转折之年。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地位得到了确立，学术方法得到了提升，学术文献得到了规范，学术领域得到了拓展。在此后的几年中，金庸小说研究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无论是广度层面还是深度层面，都出现了一个大发展、大飞跃的局面。

运用严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金庸小说进行“经典化”阐释，就成为1994年的系列文学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的结局。


2.3.3　反面声音与正面深化

鉴于“金庸小说热”已成既定事实，针对文坛的“重排座次”，林焕平在1995年提出，有一些评价是“未经深入思考的、脱离实际的、值得商榷的”，这些意见包括：一、金庸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说；二、金庸小说是“静悄悄地进行着的一场文学革命”说；三、金庸是“继《红楼梦》后第一人”说；四、金庸小说是“空前绝后”的文学说〔林焕平：《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3期〕。

确实，1994年发生的关于金庸小说的文学事件，无论是严家炎还是王一川，都没有全面展开他们对金庸小说的深入研究，还只是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感性认识。虽然他们提出了研究的方法和方向，但必须要有深入详细的理论阐释，才可以使金庸小说的地位得到基本确立。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最为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次年发表周宁的金庸研究论文〔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5期〕，就使1994年的遗憾得到了补充。周宁的论文长达16 000余字，通过文本细读，从金庸小说最普遍的意义模式“身世之谜”出发，通过对“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的论证，指出“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对它的利用”。这篇文章有很强的学理性色彩，和此前的叙述性和感受性文字相比，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也说明金庸小说的研究，完全可以进行学理性的文化深入，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严家炎和王一川对金庸小说的高度肯定。

金庸小说要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先就要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严家炎于1996年初写成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就是为金庸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寻找依据。他认为，金庸小说对武侠小说的系列观念进行了变革、改造，成为作品的现代意识，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新”的重要标志：第一，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旧观念；第二，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第三，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第四，金庸小说从根本上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第五，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2.3.4　1995年以来的“世纪末”热点

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出发，自然引发了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重释，形成了1995年以来关于金庸小说的“世纪末”理论热点，其中最突出的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庸小说与中华传统文化。周宁的出发点就是金庸小说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正是通过对文化理想范畴的道德的强有力的张扬和富有现代意识的重建来有效地阻止‘泛道德主义’的滋生泛滥”〔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6期〕。陈平原指出，“不少人将好的武侠小说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来阅读与品味”，而金庸小说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因而，“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

第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对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秩序的颠覆。 1998年5月17日至19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召开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基于“把金庸小说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中，重估金庸给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写作所带来的生机和特殊的意义”〔刘再复：《序》，《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页〕，刘再复、李陀、严家炎、陈平原、陈墨、钱理群都在会上发表文章，集中探讨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其中许多文章后来都在国内刊物发表〔为检索方便计，此次会议论文凡在国内发表者，本文引用时都以国内刊物发表版本为准，大部分都可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到。未见在国内发表者，则以会议论文集为准〕，引起了中国大陆讨论“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高潮。李陀认为，“金庸的写作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批评和历史视野中来讨论”，“金庸无疑为现代汉语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语言”，即“金氏白话”，“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29页，33页〕。李陀的这一论断，与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刚好形成犄角之势，一从语言写作出发，一从文学意义出发，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金庸小说带来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认识。钱理群则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整体发展入手，“突然‘悟’到”鲁迅、蔡元培、金庸“他们三位真还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鲁迅提出了“立人”，蔡元培提出了“美育”，他们在20世纪初“为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的目标提出总体设计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与彼岸的终极关怀、价值（理想、信仰）重建”，但这些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结果是导致了文学彼岸的，形而上关怀的丧失，文学想象力与幻想力的匮乏，文学好像永远在现实生活的表层上爬行而飞腾不起来”，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却有了对“文学的彼岸性关怀与想象力的自觉继承与发展”〔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创作与文学教育中的一个问题――金庸武侠小说引起的联想》，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497－511页；又删掉题目中的“二十世纪”，收录于《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44－260页〕。因而，“金庸小说的出现，对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打乱了’，并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的问题”〔钱理群：《金庸的挑战》，《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35页〕。

第三，金庸小说对通俗小说类型的提升。金庸小说本质上仍是通俗小说，但他对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类型作出了卓越的提升，使之进入纯文学的“诗性空间”。徐岱从“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的基本认识入手，探寻金庸小说的“诗性空间”，运用巴赫金、赫伊津哈等人的“游戏意识”、“狂欢之路”、“复调结构”等理论方法探讨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结论是“应该对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作出足够的肯定与研究，以便为开创现代汉语小说的新局面而提供一种很有价值的参照”〔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4期〕。

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共同汇融成为对金庸小说在文学史层面和文艺学层面的高度肯定。由一批学院派精英的理论造就，在1994年至1998年短短的5年间，促成了金庸小说不断升温。1998年的科罗拉多会议，出席者不仅有16位大陆代表和4位港台代表，还有18位外国代表，这次高规格的会议，标志着金庸小说研究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的高层视野。

2.3.5　颠覆与调停：两个向度的努力

五年间的一系列“金庸现象”，是在颠覆现有文学史结构秩序和现有文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那就必然导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对金庸小说的总体评价，必然存在着极为不同的两种倾向，一面是以学院式理性学术研究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另一面是以随笔式感性评论对金庸小说的“反经典化”。“经典化”言论已如上述。“反经典化”则以王彬彬为代表，他把企图造就“金学”说成是“日夜不分的一种‘昏话’”〔王彬彬：《“红学”·“李学”·“金学”》，《中华读书报》1995年12月31日〕。

当然，也有心平气和地对“金庸现象”进行居中调停的。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何谓“经典”？如何理解“经典化”？从理论上理解，“‘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3页〕。因此，在“金庸热”中思考“经典”，人们就发现，必须提防伪经典。陈洪、孙勇进指出：“急于将金庸小说经典化，除了心态和视角的偏颇外，对‘经典’的片面理解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些评论者笔下，似乎‘经典’就是最好的代用语。这便忽略了与‘经典’化相伴生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历程与话语权力。”世纪末的这场金庸小说“经典化”运动，其动因大致不出三种：一是真心喜爱；二是有意炒作；三是“以此为一种策略，来实现对传统和正统文学观念的颠覆”〔陈洪、孙勇进：《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南开学报》1999年6期〕。仔细分析起来，第一种属于“金迷”的感性表现，其言出由衷，本无可指摘，只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定评；第二种倒是别有用心，其间鱼龙混杂，不乏攀龙附凤、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徒，但是，金庸小说的巨大魅力，本就不需要廉价炒作，所以，这些人多半也并未因金庸而得到好处；第三种的主力，是“文学革命论”的鼓吹者、“重写文学史”运动中对现有文学史秩序的颠覆者、“民间”与“狂欢”的倡扬者，他们多是学界精英，其首要策略是将金庸小说研究纳入中国大陆现有的学术主流体制――学院体制，通过体制的力量，使金庸小说不但在研究层次上进入“学理”，而且在文化品位上升入“高雅”，从而进入经典。对非“主流”的通俗文化的学理性研究，在西方早已得到较大规模的展开，但在中国的精英学术体制中，这还似乎是一个新鲜事物。它一方面可能成为“文学革命”和学术发展的新的创造性契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矫枉过正，引起争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2.3.6　“金庸热”与“文学经典化”

诚如王岳川所说，“文化形态上的‘主义’的加速更替20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尤以90年代为烈”，而1992年到1997年，更是90年代“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引言1页，正文4页〕。产生于这个阶段的“金庸热”，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90年代骚动期的文化印记。“金庸热”之中的“经典化”与“反经典化”，正是这一文化骚动时期的“中国镜像”。

陈洪、孙勇进在考察了“金庸热”的台前幕后并对“经典”进行了详细阐释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关于武侠这种小说类型的发展剪影如何，金庸本人曾持低调，说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的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是个问题，又说武侠小说的发展前途不大。比起那些盲目的高调来，这实在是真切、透辟之论。”但问题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不过，发展前途不大并不意味不能发展甚或不能生存。在海内外的华人文化圈中，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迷上武侠文学，说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只要这样的心理结构不变，武侠小说就会有读者。”而这正是符合“经典”的生成规律的，因此，最终的结论就必然是：“《水浒传》的今天就是金庸小说的明天。”

金庸小说在90年代对文学史造成的颠覆性冲击，金庸小说本身的“经典化”势头，就这样在一个文学与文化的骚动时期，以争执的暂时悬搁，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2.4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第三阶段（1999-2004）：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

2.4.1　“金庸热”大众化转向

事实上，还在科罗拉多会议之前，正当金庸小说研究的理论建构达到高峰之际，从1997年起，金庸小说研究就已经开始潜藏着另一种“转向”。如果说从1992年到1994年的转折可以称之为“精英化转向”，那么从1997年到1999年就可以称之为“大众化转向”了。如果说“精英化转向”是从以感受性为主流的阅读、欣赏、评论转向以学理性为主流的学院体制研究，那么“大众化转向”则是从较为单纯的以文学为主体的行为转向更为复杂广阔的多元文学与文化活动。

1997年，借香港回归之东风，《通俗文学评论》杂志以当年第1期的全部篇幅推出了“金庸专号”，编者按指出：金庸小说引起的“文学革命”，并不仅仅表现在金庸使武侠小说进入了文学殿堂，更主要地预示了一个社会民主化与文化资源共享时代的来临。这段话中的关键词，当然不在前者，而在于“文化资源共享”，那什么是“共享”呢？是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雅俗共赏”呢？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共享”其实是文化视域的扩张，这在香港的商业文化氛围中早已完成，但在大陆却还是一大片有待开垦的土地。

同年6月，杭州大学召开了“金庸学术研讨会”，大陆及香港80余人与会，提出了“把金庸还给文学史”、“把金庸还给武侠小说”、“把金庸还给金庸”以及“走向后金庸时代”的口号。这在对90年代金庸小说研究的理论深化作出应合之外，实际上也暗示着对一个新的“金庸时代”的呼唤。

1998年，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授予金庸、巴金、冰心三位作家“当代文豪金龙奖”。这年最后两个月，《中华读书报》和《文艺报》等大陆媒体都表现了对金庸的热烈关注。

在大陆，一系列与金庸及金庸小说有关的事件，也都正在酝酿当中。

2.4.2　1999年的三大事件

果然，到1999年，正如1994年的热烈，金庸再次成为热点。并从关于金庸小说的争论进一步延伸到关于金庸本人的争论。

其一， 1999年3月25日下午，金庸在他的家乡，受聘担任刚刚成立半年的浙江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论证，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但因为要求太高，直到2003年才招到首届学生。关于金庸出任院长，颇有人持反对意见，比如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就是其中之一（于峰：《南大文学院院长：金庸还够不上历史系副教授》，《金陵晚报》1994年12月24日）。2004年9月，金庸以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和希望让位于年轻人等原因，提出辞去院长职务，于2005年春季卸任。金庸担任院长，是金庸全面进入学院主流体制的一个尝试，虽然他成功地进入了这一体制，但显然他并不适应这一体制，也受到了这一体制一定程度上的排斥。

其二，1999年4月底，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开始和金庸联系改编电视剧事宜，5月5日收到金庸回函确认以1元钱象征性出让版权，5月8日中央电视台致函金庸决定首先改编《笑傲江湖》，2000年3月24日开机，9月25日封镜。播出后虽然骂声不断，但该剧的大场面、高品位的精心制作，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韩云波认为，这是一部“主流化”的作品，理由有三条：第一，这是一部以体制化运作为主的作品；第二，这部作品的直接东西范本是《水浒传》，体现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主流文化意识；第三，他们从学术视野寻求灵感资源，也导向了主流化的武侠意识（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出版社，2004年，293－294页）。这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通俗小说在经历了精英文化的“经典化”与“主流化”之后，再回到电视这一大众文化形式的一次尝试，标志着金庸小说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螺旋式跃进提升。

其三，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王朔《我看金庸》，编者按称：“日益沉寂的文坛需要强音。如因此引起广泛文学讨论，乃至重振声威，是价值所在。”王朔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第二，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第三，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第四，中国小说的通俗部太不发达；第五，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第六，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王朔“看金庸”，几乎是把金庸“看”得一无是处，看得体无完肤，可以说是在北京11月的严冬里当头浇了“金庸热”一大盆冰水。

2.4.3　“王朔看金庸”代表了什么

王朔看金庸，金庸自己说“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金庸：《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文汇报》1999年11月5日］；支持金庸者则说是“文坛累了，长久地‘无人喝采’，只好自己来吆喝叫卖几声”［周唯：《王朔的叫声叫起来声嘶力竭》，《南方日报》1999年11月14日］；当然也有对双方都不甚了然的，如说“既不要太把金庸当回事，也不要太把王朔当回事，更不要把王朔骂金庸当回事。说明白点就是：那是‘三脚猫’在打架！”［姚燕永：《王朔与金庸无关高品位文学经典》，《南方日报》1999年11月14日］

其实，王朔骂金庸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只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代表。和提升金庸的学院体制以学术期刊为阵地不同，批判金庸的阵地主要是作为大众媒体的文化时尚杂志和报纸，从80年代中期孙犁批判金庸小说以来，这方面的声音从未断绝。1995年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代表是鄢烈山的“拒绝金庸”［鄢烈山：《拒绝金庸》，《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和王彬彬的“拒绝金学”［王彬彬：《红学·金学》，《中华读书报》1995年12月31日］，前者可以看作是对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论的回应，后者则针对了陈墨“金学”的异议。1999年形成了第二个高潮，王朔之前有何满子［何满子：《为武侠小说亮底》，《文汇报》1999年6月23日；《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光明日报》1999年8月12日；《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8日］，王朔之后有袁良骏［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张作民：《学术界向金庸发难――中科院博导指出“大侠”六大痼疾》，《快报》1999年11月13日；袁良骏：《“新剑仙派”武侠小说家金庸》，《重庆师院学报》2003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3期］。在1999年“拒绝金庸”的这三位主要人物中，王朔来自创作界，何满子来自出版界，袁良骏则来自学院体制，他们分别代表了从不同角度对金庸小说的批判性态度。

王朔看金庸的1999年，王朔们曾作为“四大支柱”的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都已经成为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盘沦陷”了。这反映的是中国大众文化已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精英文化界强烈呼吁“为人文精神守望”，却依然难以掩盖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此前的几年，精英文化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改造，造就了一代新经典，也造就了大众文化热闹繁荣的虚幻景象。此时的中国文化，正面临着又一轮反思，而王朔看金庸，不过是打破了一个繁荣假象之下的梦幻，为反思找到了一个入口。

2.4.4　新世纪新反思：人文、现代、民间

2000年11月2日至5日，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合会共同在北京大学召开了“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会上发表论文43篇，其中大陆论文28篇，金庸小说研究的主力大部分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学院体制研究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大集合，也是对前一个阶段的一次大总结。在此之后接下来的几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开始分流，表现出和前一阶段不同的特色，一方面是继续完成此前既有的话题，另一方面则是从王朔看金庸开始了对金庸小说及其文化现象的反思。

继续前一阶段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

第一，金庸小说的人文性。这是对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传统研究的深化和进一步生发。徐岱从武侠文化的整体角度及意识的角度，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在下文要详细谈到，此不赘。还有一些学者集中论述了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胡小伟：《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2期］、民族意识［孔庆东：《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并从整体上对金庸小说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特征进行了概括［龙彼得：《美，在他心中的中华――论金庸小说的民族特征》，《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1期］。

第二，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这是对上一阶段“重写文学史”的延伸，同时也是对“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论受到质疑的辩护。严家炎指出，金庸实际上是运用了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去创作和改造武侠小说的，并最终促成了对“雅俗对峙”的超越［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不必称金庸为“文学革命家”，但将金庸武侠小说称作“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是符合实际的［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1期］。王一川则阐释了金庸武侠小说是“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是中国现代性文学和文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重复的和影响深远的高度”［王一川：《文化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5期］，这充分证明金庸确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大师”。

第三，金庸小说的民间性。这在上一阶段就以对巴赫金“狂欢”理论和赫伊津哈“游戏”理论的运用而存在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中国自身的“民间”，既探讨了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民间”如谐谑传统和生命意识等［卢敦基：《论金庸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浙江学刊》1999年6期］，也探讨了现代“民间”中的都市欲望［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5期］，还从本体“民间”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文化构成［邓全明：《通向民间的路――论金庸小说创作和金庸研究》，《华文文学》2003年6期］。

2.4.5　新世纪新拓展：学理、语境、规范

在这一阶段新生发出来的研究，主要是从“王朔看金庸”生发出来的，其要点有：

第一，“王朔看金庸”本身的学理性检讨。学者们几乎是一致认同了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文化立场的争论。蒋福泉认为，“本质是北京文化同港台文化两大板块悄然运动碰撞所发出来的反响”［蒋福泉：《如何看待王朔与金庸的论争》，《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3期］。葛红兵认为，“王朔与金庸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因而在文学趣味上也水火不相容。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探索与争鸣》2000年1期］。如果说上述研究主要强调了二者的差异，也有强调二者首先是基于共性的，姚晓雷认为，“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都是从当下市民文化中演绎出一种精神立足点，来对与自己生存愿望相对立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和解构。只是由于两个作家面临的市民文化的发展背景、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才导致了各自笔下的人物出现了不同的面貌形态”［姚晓雷：《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文学评论》2003年1期］。进而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研究，着重看到他们所反映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对打乱原有文化秩序的作用［宁宗一等：《王朔评金庸引发的思考》，《阴山学刊》2000年2期］，看到金庸、王朔以及余秋雨的大众性创作的历史进步性［孔小炯：《试论金庸、余秋雨和王朔创作的文学价值》，《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5期］。“王朔看金庸”这场由大众文化挑起、以大众文化方式、在大众文化媒体上发动的大众文化活动，最终仍然被纳入学院体制，具有了学院体制的学理性。

第二，由“王朔看金庸”延伸出来的90年代文化语境反思。“王朔看金庸”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有京港的地域文化之别，也有90年代文化语境的催生。陈尚荣就指出，90年代通俗文学的勃兴、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联袂主演”共同构成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90年代大陆“学院”、“民间”、“文化传媒”全方位成功认同的文学语境［陈尚荣：《90年代文学语境下的金庸》，《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5期］。还有的文章强调了金庸文化语境中的娱乐性［贾丽萍：《娱乐文化与审美转型――金庸现象再研究》，《华文文学》2001年4期］，有的强调了其转型意义［毛传奉：《试析转型时期中国大陆金庸现象及其成因》，《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期］，都有不少真知灼见。

第三，由“王朔看金庸”还延伸出了学术规范的问题。王、金双方大致属于不同的文化战线，前者主要是创作评论界，后者主要是学术理论界，因此，二者所奉行的不同批评态度和学术规范，也成为这一阶段大家所共同关心和检讨的问题。比起批评家袁良骏“再说雅俗”，徐岱更对作家王朔充满敬意，“所以，当我们为作为批评家的王朔的失手而感到惋惜时，不能不为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名声作代价，来为重建当代批评作贡献这种精神表示肯定”［徐岱：《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也以金庸的写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2期］，这是和他一直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相联系的。朱寿桐站在学院体制立场，提出两点意见：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朱寿桐：《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2期］。

2.4.6　金庸成为“流行经典”

在这一阶段，大陆金庸小说研究实际上又走了一个循环中的提升，由第一阶段的流行文化方法，到第二阶段的精英文化思考，再到第三阶段两种文化形态的并立，金庸本人与金庸小说都进一步扩展成为一个广义的文化现象，并在这种氛围中组成了一个由小说、影视、游戏以及各种活动组成的文化产业群。

经过了1999年的种种风波，金庸小说更进一步成为热门。2003年10月的两大活动，为金庸再次掀起高潮。10月上旬，陕西电视台举办了“华山论剑”、“碑林谈艺”、“法门说禅”系列活动。10月下旬，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江南文化节”系列活动，其中之一是“2003年浙江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暨金庸小说改编影视研讨会”。这两次活动，利用了大众文化和体制文化的双重力量，更多地已经不是在研究层面展开，而是在“文化搭台”的层面展开的了。

金庸小说研究的深刻化和大众化，还延伸出了“后金庸”问题。这在大陆召开的三次金庸小说研讨会上都得了反映。在1997年的杭州大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后金庸”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武侠小说中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女性观念如何现代性；第二，对传统人文信仰包括“除暴安良”的功能作用问题，如何重新点燃人文信仰，如何表达理想激情；第三，在金庸之后，像金庸那样超长篇的、多重互涉文本的构建是否可能［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4期］。在2000年北京会议上，有学者从金庸“反武侠”角度对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提出了关注，认为应从武侠小说的内部因素如时代背景、人文信仰、人性原则、象征色彩等方面下功夫，同时改善武侠小说创作的外部因素［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28－445页；《文艺研究》2002年2期］。在2003年嘉兴会议上，在学者在论述了温瑞安、黄易之后，提出了“后金庸”时代的观念转换、文化超越、文体开放三大问题，认为“文随时移，同其他所有文体一样，武侠小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体系。我们没有理由抱住原有的文体和观念不放，而拒绝创新”［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6期］，这实际上是呼唤着新的武侠小说的出现。2001年9月，《今古传奇》集团创办“武侠版”，专门发表大陆原创武侠小说，由于市场看好，次年即由月刊改为半月刊，2005年上半年增加了月末版。2004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从第4期起创办“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集中推出“大陆新武侠”概念，在继承金庸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大陆当下原创武侠小说如何提升和拓展。

从80年代金庸小说研究在中国大陆出现以来，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从第一阶段的自发感性评论到第二阶段学院体制的学理性深化，再到第三阶段的双线并进尤其是大众文化领域的自觉感性批评，金庸小说研究不断得到开拓发展。金庸小说研究的历程，是20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具典型性的缩影，反映了中国文化在骚动中转型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变迁进程，也引发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反思。到了今天，金庸小说研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止是金庸小说本身，不仅包括了转型时期的文化发展问题，也包括了金庸以外的更广阔的武侠文化精神世界，以及具有庞大经济总量的武侠文化产业世界，这些需要我们探讨的还很多。

3　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可以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其历时性特点就是三个阶段的发展变迁。其共时性特点则反映在长期以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上。本章要论述的，就是在共时性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和方法融会在一起的表现形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方法，并呈现出相应的研究特征。


3.1　人性分析法与生命关怀特征


3.1.1　从“人物”到“人性”——以“人”为起点

有学者在论及90年代的通俗小说时指出：“问题在于通俗小说如何接受写人的创作模式。新小说的写人的模式是建立在批判和启蒙的意识上的、是在人的价值、人性的追求和传统文化、既有的文化制度的冲突中完成的。通俗小说既要保留传统文化，又要写出人的价值和人性的追求，两者如何融合在一起，一直是通俗小说作家努力解决的问题。”［汤哲声：《论九十年代中国通俗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1期］金庸小说的光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把“写人性”放到了比“讲故事”更加重要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对现代通俗小说的超越。

金庸说：“我写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人一样。”［金庸：《笑傲江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后记，1592页］研究金庸小说，也是从对金庸笔下“人”与“人性”开始的。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专著中，有一些专门论述金庸小说人物。人物综论如陈墨《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从人格、人性、人生、情爱、人才、人种等方面进行论述。人物分论如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学林出版社1996年再版，更名为《金庸小说人物谱》］，是以随笔式文体点评金庸小说人物。人物专论如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分为鹿鼎趣语、鹿鼎屁语、鹿鼎赌语、鹿鼎武语、鹿鼎壮语、鹿鼎成语六章，从人物语言揭示人物性格；又如张目《可疑的笑脸――话说韦小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等。总的来看，金庸小说人物专论并不太多，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间，在期刊发表的人物专论仅8篇，三次研讨会人物专论仅6篇。对金庸小说“写人”的研究，更多地是在综合性人文批评意义上展开的。

3.2　文学史学方法与历时观照特征

3.2.1　金庸小说的两重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史，后来加上了现代主义。金庸小说进入主流研究视野，一定程度地改变了百年中国文学史观念；它与9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总体开掘，形成了应和态势，一种“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为两翼的、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影响”[贾植芳：《反思的历史，历史的反思――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序》，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序，5页]的文学史观，渐渐浮出水面。

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贡献；一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论”，无疑就是结合了这两个层面而得出的综合结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走过的历程，是“从经世致用的古典经学传统向着浪漫传奇的古典审美传统回归，又进一步向着心灵辩证法的近代文学传统转变，并在这中间有了对社会人生的关注”[韩云波：《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江汉论坛》2002年10期]，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萌芽。在这个历程中，金庸小说是对武侠文体的超越性提升，将武侠小说带入了文学的殿堂。杨春时认为，古典武侠小说的主导方面是“义”，民国武侠小说的主导方面改变为“情”，而到了金庸小说，则是“继承了民初武侠小说写情的传统，在义与情的矛盾中偏重于情。但金庸不限于写情，而是着重刻划侠的完整人格，即写人性”，开始了对的现代阐释。首先，打破了理性主义，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第二，哲学――审美层面对现实意义的消解，扭转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感性倾向；第三，瓦解了古典武侠小说的乐观主义和崇高风格，形成了悲剧性和荒诞风格[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琼州大学学报》1998年4期]。韩云波则指出：“金庸武侠小说是一次具有质变意义的跨越，其总体创作历程表现了终结性的‘反武侠’特征，这使他将‘古典中国’传统之侠的群体认同感置换为‘现代中国’的个体孤独感，将传统之侠的社会现实拯救功能转换为现代人的灵魂自我救赎功能，表现了武侠小说走向现代的现实可能性。”[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1期]

不仅如此，金庸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架起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沟通的桥梁。如果说，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的白羽、王度庐、还珠楼主那里，就已经有“新文学”的明显影响，而鲁迅、老舍、沈从文、郭沫若等新文学家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中国现代侠文化的建构，那么金庸小说则表现了较之前人更多的两种文学形态相融通的意识。

3.2.3　金庸小说“重写文学史”

金庸小说虽仍属于通俗小说模式，但内在意蕴已上升到可与新文学或纯文学沟通的高度，很自然地切入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或者可以说，金庸小说借鉴融合了三种小说形态：一是中国传统小说，二是中国新文学小说，三是西方近代小说。从这里出发，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探讨，就自然放到了上述三种文学形态的交融共通之中。

郁达夫在1926年出版的《小说论》中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17页]李陀提出“金氏白话”的概念，从“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入手。但这又必须回到传统内部，正如王德威所指出，在晚清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中，有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它却可以指陈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2页]。那么，金庸小说正是代表了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从而具有了在“重写文学史”层面上的颠覆性意义。“在学术界看来，金庸在90年代的经典化是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延续。如果说严家炎的发言还只是一次提示，青年学者王一川则做出了‘颠覆教科书’的尝试。”[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2期]

金庸小说“重写文学史”的意义，刘再复在科罗拉多的“会议导言”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其结尾部分声称：“书写出来的现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在这样的框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论试图摆脱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的偏见，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光大：在政治权威侵蚀独立人格，意识形态教条干预写作自由的年代，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

金庸小说研究中的文学史方法，其意义是重大的，不仅在于从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金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它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20世纪最后几年，为人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调整当下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心态找到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切入点。

3.3　比较文学方法与视野扩张特征

金庸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方法，不仅在观念层面促进了雅俗整合，也在实证层面带来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使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得到极大鼓励。金庸小说进入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比较视野，也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了另一种意趣。


3.3.1　金庸与鲁迅的比较和联系

把金庸放到与鲁迅的比较视野中，无疑具有让金庸进入主流、进入前沿的意味。最为明确地提出金庸与鲁迅之比较意义的是钱理群，前已述及，他把鲁迅、蔡元培、金庸三人联系在一起，认为金庸小说体现了鲁迅和蔡元培所期待的文学形而上性与非凡想象力；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要“探讨鲁迅的《故事新编》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某些内在联系”，目的是打破“新小说”与“通俗小说”两者截然对立的观念［钱理群：《金庸的挑战》，见《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41页］。无独有偶，莫言也曾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3期］徐岱则把鲁迅的“独异者”、林语堂的“放浪者”与金庸小说里的令狐冲、杨过们相提并论，抽象出其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品格［徐岱：《论武侠文化――关于金庸小说的人文思考》，《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4页］。

也有就鲁迅与金庸的不同立论进行比较的。冷成金认为，《鹿鼎记》与鲁迅前期对国民性的探索颇有相通之处但又有不同，“鲁迅先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小农意识是怎样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金庸先生则侧重考察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怎样的一种如鱼得水的存在状态”[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6期]。葛红兵认为王朔才“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探索与争鸣》2000年1期]，那么，金庸当然就不是了。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较全面地比较鲁迅与金庸。孙立川从地域、家庭、写作领域、写作地点作了比较，认为鲁迅与金庸有相似之处[孙立川：《回归传统，革故鼎新――试论金庸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改造和发展》，《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4期]。徐保卫认为，金庸小说在英雄塑造、个性追求、文化批判等方面，都有深层次的鲁迅精神的影响，鲁迅对金庸的影响再次表明，通俗文学创作同样可能造就杰出的文学大师和巨匠[徐保卫：《金庸小说中的鲁迅维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3期]。方伯荣对“鲁迅现象”与“金庸现象”、“鲁迅精神”与“金庸精神”、鲁迅《铸剑》与金庸武侠小说、鲁迅的阿Q与金庸的韦小宝、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政论、鲁迅写实手法与金庸虚幻写法等方面作了比较，两位都是世界级大作家，鲁迅不朽，金庸不倒[方伯荣：《鲁迅金庸初步比较》，《嘉兴学院学报》2002年4期]。

金庸小说进入鲁迅的比较视野，一方面是金庸小说确实表现了中国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本质问题；另一方面也标示着大陆学者提升金庸小说研究层次品位的努力。虽然考察百年中国小说形态，可以将鲁迅、沈从文、金庸分别作为文化批判模式、学院田园模式、大众通俗模式的代表[王一川：《文化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5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金庸可能与鲁迅在雅俗文学发展的角度上“双峰并立”，金庸的确也要比鲁迅“低两个档次”[李秀萍：《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之争――也谈金庸小说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2期]。当然，将来的历史如何评价金庸小说，则须有待时间历程的考验，也会因为话语权力的转移而呈现出不同的状貌。

3.3.2　金庸与王朔、古龙、林语堂、卫慧

金庸与王朔比较，因“王朔看金庸”而成为1999年后的热点，前已详述，此不赘。

金庸与古龙。二者都表现了现代人性，但金庸寻求个群关系的统一而重视人物磨炼，古龙强调个体生命意识而寻求的是理解，在文风上金庸架构缜密、返观传统、古雅典丽而古龙散文化、聚焦西方、飞扬灵动[陈洁：《金庸古龙武侠小说比较论》，《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5期]。如果就“拯救与逍遥”的不同文化而言，金庸小说中的令狐冲展示的是消极的自由，最终走向逍遥；古龙小说中的傅红雪展示的是积极的自由，最终走向拯救；这二者最终也就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形态[余杰：《求索真自由――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68－278页]。

金庸与张恨水。他们都具有职业上的双重性和创作上的两套笔墨，但在对国家意识和娱乐意识的兼容上，张恨水更多地而出于强迫性而表现出二者的分裂，金庸则自觉泯除了这样的裂痕，化解了文本表达上的两难，更化解了对他们批评的二重标准[方维保：《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他们有“三同三不同”，三同是出色的报人、坚持民族风格、语言高手这三者相同，三不同是社会言情与武侠、继承传统与开拓新潮、对待文学的态度上的三个不同[孔庆东：《张恨水与金庸》，《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40－251页]。

金庸与林语堂。在情爱描写模式上，金庸是“一男多女”，林语堂是“一女多男”，其原因在于二者的时代背景、生活背景的差异，金庸的男权意识和林语堂所受弗洛伊德的影响[王雪霏：《试论金庸和林语堂的情爱描写模式》，《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

金庸与卫慧。金庸以男女和谐的完整世界再现了现代人的英雄情结，卫慧却以破碎分裂的现实描绘隐寓了现代人想依托于完整世界的英雄情结。这既揭示了现代人的英雄情结得不到完整复现的共同境遇，其不同表现方式则又表明了男女不同的价值观：男性是理想主义的“建构”，女性是现实主义的“寻找”[王静：《建构和寻找完整世界――金庸与卫慧比较谈》，《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

3.3.3　金庸与中国古代文学

金庸曾经高度赞扬唐人传奇里的《虬髯客》，感叹其“艺术手腕的精炼真是惊人。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金庸：《三十三剑客图》，见《侠客行》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710页]。唐人传奇自然就成了金庸小说的比较对象，其背景描述、大师风范、人物武艺、外貌、细节等都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朱明秋：《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金庸“射雕三部曲”和唐传奇剑侠小说的承继关系》，《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3期]。《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其浪漫主义的亚神话结构、情节设置上的戏剧结构、复合叙述角度、丰富的神视觉运用，也为金庸小说所继承和借鉴[严伟英：《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的几点比较》，《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79－293页]。有趣的是，韦小宝其实就是“伪小宝”，即假的“贾宝玉”，贾宝玉作为一个虚弱的贵族、韦小宝作为一个强健的平民，二者形成了对立的反讽，两部作品也就形成了一个相反相成的对立[徐晋如：《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94－306页]。

3.3.4　金庸与西方小说

金庸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养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得以在西方文学的比较层面上展开。这里大致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金庸与英国间谍小说家勒卡雷[宗源：《金庸、勒卡雷异同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4期]、法国传奇小说家大仲马[严家炎：《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1期]等西方通俗小说的比较，自有其民族特色，但都卓越地表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

第二个维度是金庸小说与《堂吉诃德》的专题比较，一种研究是对二者所代表的侠士和骑士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比较[陈墨：《〈唐吉诃德〉与〈鹿鼎记〉比较初论》，《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一种研究从文类命运角度，认为骑士小说是将骑士游侠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而武侠小说有很好的“间离”心态，“武侠小说就早已远远高于骑士小说，早已远离了骑士小说走向尽头的那一条绝路”[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文艺研究》2002年2期]。

第三个维度是金庸小说与当下西方流行小说。面对《哈利·波特》和《魔戒》热潮席卷全球，金庸曾说：“其实你也可把这些书当成武侠小说来看，因为它们同样都充满想象力、内容丰富、有很多浪漫元素，而且书中的角色一样都集合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面貌。具有这些元素的小说很容易流行起来。但也会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些虚构背景都是假的，不爱看。”[阿凯：《重改旧作金庸发话：让小宝7个老婆逐个离去》，《辽沈晚报》，2002年9月4日]对这些流行元素进行研究，指出其幻想性元素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也正成为金庸小说的研究课题［余斌：《历史幻想小说类型初探――以金庸小说和〈哈利·波特〉为例》，《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1期］。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古典小说及西方小说的比较研究，不仅作为一种领域拓展，同时也作为一种资料积累，对于扩大金庸小说研究的文学史视野，进一步认识金庸小说的方方面面，挖掘金庸小说的内在意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3.4　文化展示方法与知识传承特征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中的文化学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发掘金庸小说中的民族文化传承内涵；第二个层面是基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而对金庸小说展开比较视野中的理论考察。


3.4.1　金庸小说“文化传承”内涵的正反构成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长期存在着展示文化智慧、展现文化传承的表现模式。到了民国旧武侠小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系列”就以“三教合一”的理念，表现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郑证因的小说，则从武术和会党角度作了丰富的文化展示。金庸小说一开始进入研究领域，这方面就引起了关注，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第一本专著、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就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认为金庸小说博大精深，涉及到史学、军事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诸学科。在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中，冯其庸最初读金庸的五点印象，第二点就是“金庸小说所涉及的思想，可以说是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包罗一切，而在文学方面，则诗、词、歌、赋、对联、谜语、小曲应有尽有”［冯其庸：《读金庸》，《中国》1986年8期］。

金庸小说在文化上确实包罗万象，但如果要论到文化指向，就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在90年代初，后来成为金庸在浙江大学招收的首届博士研究生之一的卢敦基，在考察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时，就发现金庸小说中同时存在着“文化”和“反文化”两种思想。他分别对二者作了界定。文化“主要是理论化或定型化了的，为社会较高层次接受并推行的、影响社会的思维方式、精神观念、心理趋向、价值取向等等的总和，近似于日常语言中‘文化水平很高’所指”；反文化“则是对那些东西的反动，也就是粗鄙无文、粗糙低下，‘水平较低’的那一种。但反文化本身，当然也是广义文化中的一种”。由此出发，金庸小说里的文化意蕴，就包括人间世相、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反文化则以《鹿鼎记》为代表，表现了传统文化的惨败。金庸小说具有强烈的原创性，将会呈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意义［卢敦基：《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1期］。陈墨在谈到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时，也从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来越低直至文盲这一事实入手，认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3期］。对金庸小说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是“文化”，一条是“反文化”。“文化”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反文化”发展为“反武侠”。

3.4.2　金庸小说民族传承的文化习俗

先说“文化”这条线。

严家炎是不同意“反文化”之说的，他发表文章反驳陈墨等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它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种种思想成分都有；其次，是指金庸常常将传统文化的优长和缺失、开放和封闭、丰富和贫弱、值得弘扬和必须变革的两个方面，几乎同时呈现在形象的图画中［严家炎：《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3期］。

金庸小说中的“文化”，包括了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两部分。

在文化习俗层面，陈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上卷“文化知识录”论及了史、地、艺、佛、儒、道、兵、典、政、武、医、诗、琴、棋、书、画、花、酒、食、俗等。在这些文化形式中，宗教、武术、围棋、医学、艺术等，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出现了不少专论甚至专著，下面以宗教、武术两个方面为例进行说明。

在宗教方面，金庸自称他对佛教很感兴趣，《天龙八部》即以佛教传说及佛教喻意立论。《侠客行》后记称其“近来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并引用《金刚经》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及“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等，以说明小说的立意。从1995年11月起，又与著名宗教思想家、日本创价学会创始人池田大作开始为期两年的对话，《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于199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同时由东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台湾远流社同时出版。金庸对佛、道二教的理解，形成了他的认识论和情感论的不同方面，这二者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中的出世方面，并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对应。不同方面的宗教情怀，构成了金庸小说传统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武术方面，由于金庸小说对武术描写的哲理化和审美化提升，简单的“武功”进一步上升为复杂的“武学”，这在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点。陈墨在199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庸武学的奥秘》，1999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改版为《金庸小说之武学》再版，全书分为武功与艺术、武功与学术、学艺与成才3卷22个专题，分别论述了金庸小说的“借武而立艺”、“借武而言学”、“借武以传道”。严家炎指出，金庸小说武功描写有三大特点：一是学养化、艺术化，二是性格化、趣味化，三是情境化、立体化［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6－65页］。韩云波对金庸小说武功武学的“技进乎艺，艺进乎道”在不同著作中都有专门论述。他论武侠小说之武功的《剑气横空》，中卷即为“金庸：笑傲天龙，射雕屠龙手”［韩云波：《剑气横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3－201页］。他在比较了不同武侠小说家的武功描写的文化本质后认为，梁羽生的剑是“名士武功”，古龙的刀是“平民武功”，温瑞安的道是“大写意武功”，金庸的内力是“大侠武功”，但《鹿鼎记》又变为“市井武功”［韩云波：《金庸妙语·鹿鼎记卷》第四章《鹿鼎武语》，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133－178页］。在点评《笑傲江湖》时，他又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谈武功，从正、邪、正邪之间三个方面来立论［韩云波：《金庸妙语·笑傲江湖卷》第七章《独孤九剑》、第八章《辟邪葵花》、第九章《少林武当》，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141－222页］。在其近作中，他将20世纪武侠武功分作神魔、诗意、哲思、气势四个阶段，金庸属于哲思阶段［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227－250页］。

3.4.3　金庸小说民族传承之文化精神

在文化精神层面，陈墨在1995年出版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中，下卷“文化精神论”论述了金庸小说中的传奇、侠盗、王霸、功利、人神、名教、忠孝、男女、佛道、智愚、汉夷、生存等方面。从金庸小说里的传统文化因素出发，研究者们还可以很方便地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形态之中。他还将金庸小说人物的人格归纳为儒、道、佛、墨及无侠等类型［陈墨：《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及其演变》，《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4期］。韩云波在论述了儒侠、墨侠、道侠、从无侠到非侠、佛侠的“金庸五境”，指出其具有三层意义：一是以侠文化的形式对整个中国文化所作的深刻揭示；二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侠文化从发展到衰落全过程的思考；三是侠文化各种形态与境界在中国文化中各自所处的位置［韩云波：《谁是英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5页］。

侠的文化精神超越具体的历史存在，积淀进入民族文化本体。冷成金以“大俗大雅，至幻至真”为总纲，提出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的三个命题：“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传奇与传统：亦奇亦史、亦幻亦真的和谐统一［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6期］。周宁从金庸小说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身世之谜”出发，认为它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它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5期］。

作为文化抽象形式的侠文化，就正如上文所谈到，钱理群和徐岱都认为，还珠楼主和金庸小说表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形而上性”或“乌托邦性”。王一川则提出了“中国性”的概念。而这些，都是建立在金庸小说所体现的文化传承品格之上的。

大陆金庸小说的文化传承研究，从具体性的文化描述，到超越性的文化象征，都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纵深感。其意义是重大的，这已经不仅是金庸小说的个案研究路向，也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纠结，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纠结。正如在已经由金庸小说拓展为中国武侠小说、以至由武侠小说拓展为幻想小说的最近一些研究中，就有学者指出：“这样的文化空间是具有充分的民族独特性的，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必定有一种东西永不会被其他民族所全面覆盖。美国的‘西部牛仔’与‘美国英雄’，日本的‘菊花与刀’及‘武士精神’，西欧的‘魔法师’与‘终极体验’，等等，都是这样的民族文化精神。这样的民族文化，既以高深的民族智慧精神而存在，亦以大众的通俗文学形式而传扬。那么，‘大侠情结’的文化积淀与承传，也许就正是‘中国脊梁’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中国侠文化的本体研究，以及对其文体、学科与文化的延伸研究，就是可以承载起更多更大的意义评判与价值体认了，就是可以深入到更深刻更精微的民族文化的根柢之中了。”［韩云波：《“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主持人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